在采写涉家庭暴力案件时，我发现这类案件的复杂性远超大众想象。其中一位受访者阳女士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她是该领域的权威专家，从事基层社会治理工作。她提到一个典型个案时，情绪激动地说：“我们在职能范围内已经做到极限了，甚至私人越界想去拯救受害者，但情况还是越来越糟，以至于我自己都在接受其他心理咨询师的督导。”她希望这个案例能被模糊化处理后发表，让网友们提供新的解题思路。

阿珊因头部受伤到医院就诊，医生怀疑是家暴所致并报警。然而，阿珊坚决否认，并离开医院。警方解释说，这种情况下无法强制要求她配合调查，因为缺乏足够的证据。

家暴不是家务事，公权力应该干涉，但部分受害者出于面子、子女、财权纠纷等原因不愿寻求帮助。多名公检法人员表示，取证困难是家暴案件的一大难点。阿珊的情况已构成轻伤，但因她不愿意配合，错失了固定证据的机会。

当地基层社会治理部门考虑由“柔性力量”介入此案，包括妇联、民政、卫健、社区等。他们了解到阿珊的生活状况：每天忙于照顾家庭和工作，晚上还要做家务。丈夫经常打骂她，导致她的身体和精神状况非常糟糕。

社工们花了近两个月的时间，终于让阿珊打开了心扉。她的情况特殊，虽然离婚对她和孩子都有好处，但她不愿意。检察官提醒阳女士要分清公权力和私权利的边界，不能主动鼓励离婚。

后来，社工们带阿珊的孩子们去医院检查，发现两个孩子患有抑郁症，其中一个重度抑郁并伴有语言功能退化。尽管有这些证据，但由于阿珊不愿配合取证，司法力量仍难以采取强制措施。

为了帮助阿珊和孩子们，各部门提供了多项支持，如免除学杂费、购买医保社保等。但只要一提到丈夫，阿珊就退缩了。这种情况在涉家暴案件中并不罕见，有些受害者即使诉讼离婚也会陷入反复的怪圈。

阳女士对阿珊的三女儿敏敏特别关注。敏敏曾为保护母亲对抗父亲，但因此患上了重度抑郁和失语症。经过几个月的治疗，敏敏逐渐恢复了语言功能，但与父亲发生冲突后又出现了幻视和行为异常。

办案人员在处理这类案件时常常面临法理与情理的矛盾。他们既要保持客观中立，又要共情受害者的困境。阳女士和其他工作人员在多次努力后，准备让敏敏复学，但父亲百般阻挠。这再次凸显了公权力介入家事案件的矛盾。

近日，公安部等九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加强家庭暴力告诫制度贯彻实施的意见》，明确了可以适用的证据辅证类型。目前，当地政府已将敏敏送入全国顶尖青少年精神医院进行治疗，并将该家庭定为高风险家庭，多部门联动准备对男方采取强行干预措施。

受访者们期待读者们能提供新的角度和建议，帮助解决这一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