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科医生汪栗回溯起上世纪90年代末的经历：一个夜晚处理8例剖腹产，频繁轮班。然而，仅仅一年多前，她所在的医院产科悄然关闭。汪栗记得，停业前，产科甚至会出现整晚无剖腹产病例，除夕夜也未迎来新生儿。她在上海某区级综合性医院工作，亲眼见证了产科从“一床难求”到“门可罗雀”，最终归于沉寂的过程。部分医生转向行政部门或院感科，妇科随之萎缩。
当前，生育率持续下滑，产科正步入“寒冬”。2024年2月末，上海市第一妇婴保健院段涛教授以“救救产科”为题发文，引发众多产科医生共鸣，他们担忧：产科关闭后，何以为继？
上海的区综合性医院及区妇幼保健院产科承受的压力尤为显著，即使尚未走到关闭的地步，许多医院也面临产科病床不断削减的困境。放眼全国，浙江、广州、福建等地多家医院已暂停或取消分娩服务，其中多数为中小型医院。
尽管忧虑弥漫，也有观点认为产科关闭并非末日。一位三甲专科产科医院负责人表示，应正视现状，思考如何强化产科实力。
区级综合性医院产科医生伍颖观察到，科室分娩量已降至高峰期的四分之一。她表示，由于患者减少，医生得以充电，提升孕产妇管理质量，力求从“生得多”转向“生得好”。
2023年8月18日，江苏连云港东方医院新生儿监护室内，医护人员忙碌不已。产科医生的忧虑显而易见：分娩量逐年下滑，产科床位不断压缩，产科的冷遇已成为事实。
上世纪90年代末，汪栗投身产科，彼时“金眼科，银外科，累死累活妇产科”之说盛行。她长期加班，产房内孕妇的痛苦呻吟和连轴转的手术构成了日常。因身体原因，她转至行政岗位，尽管心有不甘，毕竟产科实践机会丰富，患者需求旺盛。未曾料想，医院产科终有一天会走向终结。区域内妇幼保健院建卡人数逐年递减，患者纷纷涌向三甲专科医院，昔日并肩作战的同事或转入行政，或转战院感科。
汪栗清晰记得产科关闭时，有医生自嘲为“跟不上时代的一组”、“遭人嫌弃的一组”，尤其是年长医生，内心充满失落。
45岁的伍颖亦深感年龄对产科医生转型的制约。年轻医生尚有时间和精力学习新技能转岗，而年过五十者则往往放弃深造，转型之路困难重重，甚至只能从事非医疗工作。
伍颖所在医院产科最高峰时，月分娩量达400多例，如今最低时仅七八十例，仅为高峰期的四分之一。另一家区综合性医院的华敏医生表示，尽管其所在产科未关闭，但对职业前景感到悲观。生育率下降导致业务萎缩，病区床位减少，部分划给其他专科。医院尝试向生殖医学转型，但这需市场需求支撑。
相较三甲产科专科医院，区综合性医院和区妇幼保健院产科面临的压力更大，近年来分娩量下降趋势更为显著。大医院对疑难危重情况处理经验丰富，普通孕产妇更愿前往建卡。
伍颖担忧，随着产科规模缩小，愿意投身产科的医生将越来越少。作为规培基地，其医院过去一届最多招收4名规培生，现仅剩2名。自2012年成为规培基地以来，共毕业15名规培生，其中2人转行，1人成为B超医生。她预计，未来招生将愈发困难。
类似忧虑也困扰着儿科医生、幼教等群体。正如段涛所言，产科分娩量下降直接影响儿科，进而波及孕婴童产业、教育培训机构乃至整个教育体系。
助产士全程陪伴与指导待产孕妇，助力减轻疼痛。
产科遇冷现象的背后，医院关闭产科服务已非个例。过去一年多，全国范围内已有超过10家医院暂停或取消分娩服务，经媒体公开报道。中国助产资源并不充裕，据世界卫生组织数据，截至2020年，我国每万人拥有33位护理员和助产人员，远低于芬兰、澳大利亚、加拿大、法国和日本。
造成产科遇冷的首要原因是生育率下降，自2016年生育高峰后，全国出生人口数量逐年递减，分别为2017年的1723万、1523万、1465万、1200万、1062万、965万、902万。
2019年至2021年，全国妇产（科）医院数量由809家降至793家，病床使用率由52.24%降至44.08%。段涛指出，出生人口下降受多种因素影响，其中经济发展起到关键作用。经济社会发展与人口生产呈反比例关系，这一现象不仅存在于中国，全球皆然。
2023年上海市统计局数据显示，上海常住人口中，不打算生育（下一个孩子）的首要原因是“对现状满意”（41.8%），其次为“抚养成本高、经济负担重”（28.5%）。关于理想孩子数量，超七成上海户籍常住人口倾向于生育一个孩子，近半数外来常住人口希望有两个孩子。
外来孕产妇的选择也在发生变化。伍颖感慨，过去产科高峰期，外来孕产妇占四分之三，如今显著减少，部分人选择回老家生育，以利于孩子读书。
汪栗认为，生育观念转变源于两方面：一是女性社会地位提升，对生育拥有更多自主权；二是科技进步，如辅助生殖技术的出现，使育龄女性有理由推迟生育。
产科服务的经济特性值得关注。一名三甲专科产科医院负责人表示，业务量关乎产科绩效考核和医生收入。在国家对医院绩效考核标准下，产科不涉及高等级四级手术，使其在科室考核中处于劣势。同时，产科的成功在于预防保健而非考核重点病种，其特点在于关口前移。
2024年2月10日11时06分，农历龙年大年初一，浙江省舟山医院产科迎来龙年首个“龙宝宝”。
在当前形势下，保持产科服务、留住产科医生至关重要。
中国福利会国际和平妇幼保健院名誉院长程蔚蔚呼吁，综合性医院不应完全放弃产科，尽管经济效益低，但责任重大，孕产妇安全关乎两条生命。产科萎缩可能导致人才队伍流失，母婴安全保障难以实现。
2024年3月27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关于加强助产服务管理的通知》，要求公立医疗机构承担产科服务兜底责任。人口30万以上的县（市、区）原则上至少有2家公立医疗机构提供助产服务，人口30万以下的县（市、区）至少有1家；偏远地区应确保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具备助产服务能力。
华敏所在的医院作为郊区区域医疗中心，承诺保留产科服务，覆盖周边四个镇。为稳定产科医生队伍，医院对产科医生薪酬待遇予以倾斜，将妇产科合并计算绩效，确保其收入相对稳定。
伍颖同样抱有期待。她认为，所在医院产科年龄结构良好，大部分医生在30岁上下。妇产科低年资医生在妇科和产科间轮转，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产科业务量减少对收入的影响。即使产科医生减少，妇科医生也可参与24小时值班，保障分娩安全。
相较于过去的频繁加班，伍颖现能正常上下班，工作充实。尽管患者减少，但对医生的要求更高，对每位孕产妇的关注度和工作量实际上有所增加。她指出，近年来，高龄、高危孕产妇增多，经济条件普遍改善，对临床服务需求趋于多元化。因此，分娩量下降使得产科医生有余力、有时间专注于这部分特殊群体，确保分娩安全性。
程蔚蔚认为，未来产科需关注孕产妇的心理、睡眠、营养健康等问题，开展产后门诊、新生儿儿保等工作，积极应对挑战，推动学科健康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