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蒙古开鲁县“种地先交钱”事件引发了社会广泛关注。
4月24日下午，开鲁县官方发布了最新通报，阐明新增耕地收取有偿使用费是针对新增加耕地的处置方式之一，旨在完善合同并收取相应费用，而非对已确权的二轮延包土地再次收费。对于阻碍春耕的问题，通报指出已通过三级协调机制达成共识，该村群众同意采取诉讼方式维护权益，以确保农时不被延误。
这是事件曝光后，开鲁县发布的第三个通报，但诸多疑问仍未得到解答，如增补承包费的依据、政府干预土地承包的具体后续处理等。
记者调查发现，类似“新增耕地”承包权引发的纠纷在全国多地均有发生。中国农业大学教授、农业与农村法制研究中心主任任大鹏在接受新京报采访时表示，妥善处理此类纠纷，既关乎当前社会关注焦点，也对未来的第二轮土地延包具有重要意义。他强调，尊重土地承包经营权人和土地经营权人的合法权益，严格遵循法定程序，确保土地承包合同和土地流转合同义务的履行，是平稳过渡至下一个30年土地政策周期的基本要求。
任大鹏指出，事件核心争议在于承包费问题。对于家庭联产承包，根据《农村土地承包法》，承包期限固定，承包期内土地不可收回或调整，且无需向集体缴纳费用。因此，涉事土地的承包方式并非家庭联产承包。
大户承包方式与家庭联产承包存在差异。任大鹏解释，不论何种承包方式，承包关系均受法律保护，不可随意变更或解除。在涉事案例中，承包合同将土地性质定为草地，但村民反馈实为无法耕种的荒地，土地类型界定不清。大户承包通常针对不适宜家庭承包的四荒地，通过招标、拍卖、公开协商等方式进行承包。
增补承包费成为引发纠纷的关键。任大鹏表示，非家庭承包的承包费通常通过招标、拍卖和公开协商确定。若原有承包费合理，需考量承包合同签订时土地的生产条件和收益水平，以及合同订立是否符合法定程序。30年承包期旨在鼓励承包方长期投入，若因土地生产能力提升而调整承包费，可能导致承包方投入无法得到回报，对承包方不公。因此，合法有效的承包合同在期限未满前应得到严格执行。
牧场变耕地成为收取“增补承包费”的理由。任大鹏对此提出质疑，认为提高耕地利用效率并非仅靠增补承包费就能实现。村民与集体签订的合同有效且未到期，双方应严格履行合同义务。
关于开荒或改造土地使非耕地变为耕地的现象，任大鹏认为在内蒙古等地较为常见。但土地生产能力提升究竟是源于承包方长期投入，还是政府土地整治、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支持，需进一步查证。对于此类新增耕地，承包方是否享有使用权、补偿权，以及是否存在增补承包费义务，是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
任大鹏强调，厘清事件中几个关键问题至关重要：一是承包合同对土地开发利用是否有明确约定，承包方改善土壤行为是否违反合同；二是承包方将草地或荒地转为耕地是否符合土地利用规划，是否遵循土地性质变更的合法程序；三是未确权土地是因主体不适格、权属不明，还是土地用途改变。这些问题对明确当事人权利义务及责任至关重要。
对于镇政府介入村委会与个人间的合同纠纷，任大鹏认为，原则上地方政府不应干预土地承包合同纠纷，应由双方通过协商、调解、仲裁、诉讼等方式解决。然而，开鲁县作为自治区新增耕地高效利用试点，其试点任务与合同履行密切相关，情况较为特殊。
任大鹏提醒，落实试点任务应主要采取指导、引导、激励等措施，不得直接剥夺承包方依法享有的权利。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不得利用职权干涉农村土地承包或变更、解除承包合同，否则将承担法律责任。
地方政府在事件中应履行监管职责，确保承包土地农业用途，防止耕地非农化、非粮化，同时保护耕地质量，防止破坏行为。对于违法改变土地用途和破坏耕地的行为，应及时查处。此外，基层政府还应积极调解土地承包纠纷，保护当事人权益，助力乡村治理。
任大鹏指出，现代农业发展中的规模化经营常面临土地流转、承包引发的各种纠纷。这些纠纷多由土地财产价值凸显、新增人口土地需求、土地收益提升导致承包费争议、集体组织收取管理费等因素引起。处理纠纷需严格依照相关法律规定，及时、公平处理。
保护各方利益的核心在于依法办事。《农村土地承包法》、《民法典》、《农业法》、《乡村振兴促进法》等法律对稳定承包关系、规范经营权流转等有明确规定，《土地承包经营纠纷调解仲裁法》提供了解决纠纷的程序性规则。依法订立和履行承包合同，规范土地流转关系，有助于减少和避免纠纷。
对于以制止春耕方式干预纠纷的做法，任大鹏认为，农业生产具有季节性，处理纠纷不应影响农业生产。承包方依法从事农业生产经营活动，不属于可采取行政强制措施的违法行为，因此不应采取扣车、强制传唤等手段。
随着全国第二轮土地延包临近，任大鹏认为，类似纠纷、矛盾、利益问题可能持续存在。延包政策有望从制度层面缓解矛盾，但需坚守土地承包关系稳定的基本方向，尊重土地权益人权利，严守法定程序，构建公平合理的利益分享机制，完善纠纷解决机制。基层政府及其工作人员应具备法律底线意识、政策理解力和为民服务意识，妥善应对土地承包与流转中的复杂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