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白领雷蕾计划利用“五一”假期前往南方旅游，但她对调休制度表达了强烈不满。尽管看似有五天假期，但实际仅有一天为法定假期，其余四天均来自周末和调休。这意味着雷蕾需在假期前后各牺牲一个周末工作日，加上清明假期的调休，她将在“五一”前后经历三个“6天班”。

雷蕾指出，调休前后的高强度工作使假期无法真正起到休息作用，反而加重了身心疲惫。她担忧假期过后紧接着的“6天班”犹如雪上加霜。针对调休制度，她呼吁在制定相关政策时充分听取公众意见，考虑增加假期天数以实现饱和休息，并质疑5天小长假是否能有效拉动假日经济。

回顾我国假日制度改革历程，1999年设立的“五一”、“十一”及春节三个七天长假，旨在满足公众“春节回家，‘五一’和‘十一’出游”的需求。然而，旅游景点因假期过于集中而供不应求，服务质量下滑。为应对这一问题，2008年取消了“五一”黄金周，将其改为三天短假期，并增设清明、端午、中秋假期，总放假天数增至11天。

北京工商大学经济学院商业经济研究所所长洪涛教授指出，尽管此举意在缓解“井喷”现象，但实际上却加剧了“十一”黄金周的拥堵。他认为，随着旅游业的不断发展和基础设施的完善，景点供需矛盾已显著改善，因此他一直倡导恢复“五一”黄金周。

数据显示，2023年“五一”假期期间，国内旅游、文化消费表现活跃，显示出假期对经济的显著拉动作用。然而，洪涛强调，与七天长假相比，五天小长假对经济的刺激力度较弱，且经过调休拼凑的假期打乱了人们的工作生活节奏，降低了消费意愿和品质。

关于是否应增加假期天数，有专家指出，我国目前的法定节假日天数与部分发达国家相当，但带薪休假天数差距明显。在探讨增加假期的同时，更应关注如何提高带薪休假的落实率。在一些国家，劳动者可通过与雇主协商额外获得带薪休假，且休假权益受到法律严格保护。

此外，有学者建议在程序层面完善调休机制，如在放假调休决策过程中引入公众参与，通过听证、论证等方式确保决策科学性和公众接受度。同时，也有观点认为放假调休应更加灵活，借鉴部分地区成功实施的自主放假模式，以适应地方特色和消费需求。

综上所述，围绕“五一”假期及其调休制度的讨论涉及假期数量、连续休息时长、经济拉动效应、公众参与决策以及调休机制灵活性等多个层面，反映出社会对于优化休假安排、提升休假质量、保障劳动者权益等方面的广泛关注与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