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触目惊心！女子为赚钱做“代孕妈妈”，没想到的是

今年1月，从一千多公里之外的四川大凉山来到武汉的杨先生，见到在武汉做“代孕妈妈”的嫂子杨某时，心疼不已。

四川凉山盐源县居民杨先生说：“我嫂子肚子上现在还可以看到18个针眼。医院说是把她代孕的孩子打掉，嫂子现在病情越来越严重，走路都是一瘸一拐的，而且如果不尽快医治，可能面临截肢。”

杨某来自四川凉山盐源县。去年十月份，杨某在广州打工时，老乡打来电话称自己开了一家中介公司，可以帮她在武汉找一份代孕的工作，只要成功代孕，就可以拿到高额报酬。

杨某介绍，对方说这边很赚钱，做这个代孕的话，可以赚23万。

在巨额利益的诱惑下，2022年11月1日，杨某来到武汉成为了一名地下代孕机构的“代孕妈妈”，被安排在武汉市某小区的一处出租屋内。

杨某被中介工作人员送到武汉市某门诊进行了多次妇科检查，2022年11月16日，她通过身体检查后开始代孕。为确保怀孕成功，中介工作人员安排人给杨某频繁地打针。

杨先生说：“他们也不是正规的医生，就给她们打针。”

打了一个星期的针后，2022年11月21日，杨某做了代孕手术。杨先生说：“嫂子去做手术的时候，整个汽车窗户都用黑布蒙着，看不到外面，然后到指定位置才让她们下车，下车后直接把她们带进去，在那里移植用了20多分钟，就是用那种管子打进去的，移植完后，就带回她们的宿舍继续打针。”

之后，杨某每天都待在出租屋里，中介工作人员会定期过来给她打保胎针。2022年12月中旬，杨某腿部出现严重红肿无法走路，被紧急送往医院治疗。

杨先生介绍：“医生诊断说是腿部血栓，可能是药物不当，或者是注射时操作不适引起的。医生介绍，之后我嫂子面临着三次手术，后续10万元的费用，但是代孕公司表示自己没有责任。现在嫂子不要说赚钱，还要倒贴很多钱作为医疗费。”

多位“代孕妈妈”同住出租屋内

针管等被乱丢在屋内

在杨某的指引下，记者找到了“代孕妈妈”居住的出租屋。

杨某喊话后，门很快被打开，记者看到，里面有五名“代孕妈妈”围在取暖器前烤火，不少人已经显怀。屋内桌面和地上，丢弃了多个已注射完的针管和空药瓶，空药瓶上标注着“黄体酮”的字样。

杨先生说：“我问了她们，她们说最长的来两个多月，最短的有一个多月，都是四川凉山那边的。”

杨先生说，嫂子杨某代孕时，代孕公司和中介都不愿意留下公司名称和电话，平时他们都是找代孕公司名为小耿的负责人，见面地点是在武汉市某门诊。记者陪同杨先生来到这家门诊。

近两小时的等待后，门诊的一位工作人员联系了小耿，半个小时后，代孕公司和中介公司的工作人员赶到现场。

杨先生说：“我嫂子到你们公司来做代孕，现在出现了这个病情，现在医药费欠费3000多元，我们要求赔偿医药费。”

代孕公司工作人员说：“杨女士肚里怀着孩子跟她的病有什么关系？冤有头，债有主，我只是跟他们中介签订的合同，你有什么问题直接跟中介他们说，他们能解决解决，解决不了的，他们会寻求我们的。”

而中介公司工作人员却表示，他们没有赔偿责任。

双方多天沟通无果，杨先生的嫂子连医药费都无法支付，这愁怀了杨先生一家，最终，杨先生说准备通过曝光解决此事时，中介公司才答应赔偿杨某一家5万元医药费，并让杨先生的嫂子自己去进行腿部血栓的后期治疗。

医生：不正规操作将给

供卵者和“代孕妈妈”带来健康风险

就此事，武汉市某医学生殖中心的副主任医师何啸兰表示，正规医院的取卵手术、移植手术对环境要求高，必须无菌、恒温。而地下代孕机构，往往寻找非正规诊所取卵和移植胚胎，存在消毒不彻底、器械重复使用、操作不规范等问题，供卵者和“代孕妈妈”都有可能遇到健康风险，此外，注射黄体酮也有讲究。

何啸兰副主任医师说：“做试管是需要补充黄体酮的，但黄体酮针剂打长了会有一个远期性的并发症，会囤积形成一个炎症，过两三个月屁股那里就会起很大的包，很疼，很难消散，现在针剂比较少了，一般都是阴道塞和口服的。”

专家表示，黄体酮过量和不足，“代孕妈妈”还容易发生流产事故，宫外孕也可能发生，一旦发生危险，极有可能摘除子宫，以后都不能生育，严重者还会死亡。

记者打探国内代孕机构

专家谈代孕背后的伦理与法律问题

记者在一些社交平台搜索，查到数十家国内代孕机构的联系方式。这些机构打着助孕中心的旗号，提供代孕、捐精、捐卵等服务，根据客户不同需要，推出多个不同的套餐服务。

好孕之家助孕中心工作人员介绍：“我们在北京、广州都有移植中心，有不同的套餐服务，价格63万左右。”

胖爸爸助孕中心工作人员表示：“我们有国外和国内两种服务方式，一种是在美国，费用在140万左右；而国内的，采用的是全包，费用大约80万。”

工作人员表示，他们会安排客户到指定的地方取卵、取精，培养后再移植到代孕者的子宫内。同时，两家助孕中心工作人员表示，这些操作都是在正规地方，由专业的人员进行的。

胖爸爸助孕中心工作人员介绍：“代孕人员都是些农村来的，身体健康，年龄都在35岁以下，而且是怀过孕了的。我们不会让代孕的和客户见面，我们要将她们集中管理。”

除了提供代孕服务外，这些代孕机构还声称，可以按照客户指定的性别筛选胎儿，并能够帮小孩拿到合规的《出生医学证明》。

我国《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中明确规定，禁止以任何形式买卖配子、合子、胚胎；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不得实施任何形式的代孕技术。这就意味着，在我国各种形式的代孕都是被禁止的。客户与代孕机构私下签订的《试管婴儿包成功代孕协议》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并无法律效力。相关方一旦出现纠纷，很难寻求法律援助。

上海邦信阳中建中汇（武汉）律师事务所律师罗胜说：“代孕者生了孩子，到底归属谁，是精子卵子的提供方，还是属于代孕母亲，这是一个模糊地带的问题，目前，法院上的判例是谁生了这个孩子，谁就是孩子的母亲。这容易带来一系列的社会问题，也容易引发代孕者和需求者的纠纷，容易侵害到我们孩子的合法权益和他的健康成长。”

社会学专家表示，违法代孕会造成法律关系的混乱，权利义务难以确定，破坏正常的伦理关系。一方面会造成“谁是母亲”这类棘手的法律问题，另一方面还会衍生出抚养权、继承权等各类问题。

华中师范大学社会学院社会福利研究中心主任梅志罡表示：“代孕伦理风险目前在扩大，而不是缩小，我们之前只是想到，这样是不是把子宫当成一个工具的伦理问题，然而可能衍生出来的还会有亲子关系、亲情伦理等等一系列的问题，另外，对于女性的伤害也在加剧。”

律师罗胜也呼吁立法部门对于这种社会现象，能够去正视它，进行梳理或者出台一系列的相应法律或规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