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北京赴内蒙古支教老师:分数之外,孩子们更需要情感教育

新京报 2021-03-17 14:38: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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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北京赴内蒙古支教老师:分数之外,孩子们更需要情感教育

郑飞翔为阿尔山的学生们讲课。受访者供图

在近日举行的北京市扶贫协作总结表彰大会上,有302人被评为“北京市扶贫协作先进个人”,郑飞翔是其中之一。

2019年8月,郑飞翔从北京赴内蒙古阿尔山市第一中学支教,担任执行校长,同时负责高一和高三的政治课程教学。在将近两年的支教帮扶中,他和支教团的老师们把北京的教育资源与阿尔山对接,完善了当地的课程体系,将学校本科上线率翻了一倍。与此同时,他们与当地的师生也缔结了深厚的友谊。

“支教老师就像是教育的‘送货人’,要把好的教育理念和方法以及爱心,‘送’到当地师生的手中。”郑飞翔认为,分数固然重要,但在教育帮扶过程中,孩子们更需要的是情感教育,很多学生长期离家,与父母分离,他们更需要被尊重、被关注和关爱,需要有人陪伴。支教老师通过与孩子们像家人一样的相处,给予他们关爱,传递为人处世的价值观,让孩子们怀有自信、安全感,这具有更重要和深远的意义。

观念文化有差异,简单复制北京教育模式行不通

新京报:你是什么时候到内蒙古阿尔山支教的?

郑飞翔:2019年8月我到内蒙古阿尔山支教,在阿尔山一中带高一和高三两个班的政治课,每周上12课时和一个晚自习。2020年北京东城区加大对阿尔山的教育帮扶力度,我留在阿尔山延长支教了一年。

新京报:支教团队怎么对当地进行教育帮扶?

郑飞翔:2018年,北京二中和阿尔山一中建立了结对帮扶关系,阿尔山一中挂牌北京二中阿尔山分校。这三年来,除了常驻团队,北京陆续派来了支教老师24人次。

在北京东城两委和北京二中集团的帮助下,我们把北京的教育资源与阿尔山分校对接,完善当地的课程体系,比如开设德育系列课程、旅游专业课程、开办社团等。北京支教团队的老师还和当地教师进行师徒结对,带动提高当地的师资教育水平。

北京二中和阿尔山分校还开通了远程教育专线,在新冠疫情期间,开展网上教研和线上课程分享。我们也动员社会力量和学生,给阿尔山分校的师生募捐图书,以及计算机、投影仪、桌椅等教学物资。

经过帮扶,2020年阿尔山分校有6名学生达到了本科线,比上一年人数翻了一倍。

新京报:教育帮扶过程中遇到的主要困难是什么?

郑飞翔:因为两地文化、行为方式、观念都有较大差异,当我们想要把一些教育理念、教学方式融入当地的时候遇到了一些困难,需要尊重当地人的习惯,结合实际情况一点点进行磨合,简单地把在北京二中的教学模式和经验复制过来是行不通的。所以在支教的过程中,与当地教育主管部门、老师们的沟通,以及相互间的征询意见和商讨至关重要。

支教老师要当好教育的“送货人”

新京报:阿尔山的学生和老师有怎样的特点?给你什么样的感受?

郑飞翔:这里的学生非常可爱、朴实和真诚。人们常说“上帝是公平的”,我一直认为,并非所有的差异都是差距。阿尔山处在我国的边陲林区,常年酷寒,产业也单一,很多学生家庭经济都有困难。与城市里的孩子相比,阿尔山乡村里的孩子见过的世面、了解的知识相对“窄”一些,但他们在别的地方是“宽”的,比如他们有着去成人化的纯粹、童真和可爱,特别朴实和宽容,很好相处,与老师的关系非常融洽。

有个我教的高三学生,父母在东北打工,她一人在学校旁边租房住。有个星期天,她忽然打电话叫我下楼,我一看,她手里拎着一个大塑料袋,里面装着四盒菜跟两盒米饭。她说:“老师看您平时也不能回家,太辛苦了,我想让您尝尝我的手艺。”当时是冬天,天快黑了,气温很低,我听到后又感动又心疼。回到宿舍我摆上菜,刚吃上就收到了学生的微信,问我“老师,我做的菜好吃吗?”当时我的眼泪就涌上眼眶了。

当地的老师也都非常真诚和友好,我们缔结了非常深厚的“鱼水之情”,甚至超出了一般同事的关系。支教团老师长期住在集体宿舍,他们动不动就做一些包子和菜送来,我们坐在一起吃饭聊天。

在这里,人与人的心灵是很近的,关系也很纯粹。

新京报:在你看来,支教老师扮演着怎样的角色?

郑飞翔:我觉得我们就像是“送货人”,要把好的教育理念和方法,以及爱心送给当地的师生。北京支教团队的很多老师都自发利用自己的力量,联系社会企业、爱心人士,为当地的学生募捐,很多孩子的父母、爷爷奶奶很感动,说“你们北京老师真好”。当地的教育伙伴在看到这样的“送货”行为后,可能也会受到潜移默化的影响。

同时,我觉得支教团队的老师也像一面镜子,必须把自己“擦干净”,因为我们在这里不止代表自己,还代表着北京教师的形象,必须严于律己,无论工作态度还是业务水平,都要以最高标准呈现给大家。

“风可动幡可动,对孩子们的心不动”

新京报:你觉得当地的孩子们,需要的是怎样的教育?

郑飞翔:教育帮扶是个慢功夫,除了知识的传授,孩子们更多的还需要情感上的教育,他们需要被尊重、被关注和关爱,需要有人陪伴。

一方面,分数确实重要,如果阿尔山的孩子考上了大学,那改变的不仅仅是他的人生,而是整个家庭的未来。另一方面,很多在校的孩子离家很远或者父母常年在外,老师在一定程度上就成了他们的家人,不光要给他们传授知识,更要在长期的陪伴过程中,言传身教,为他们树立一个榜样,通过与孩子们像家人一样的相处,给予他们关爱,向他们传递为人处世的价值观,让孩子们怀有自信、安全感。在支教帮扶中,后者可能具有更重要和长远的意义。

新京报:支教总有结束的一天,往后你们和阿尔山的孩子们还会保持联系吗?

郑飞翔:风可动,幡可动,对孩子们的心不会动。支教有终点,但与孩子们的联系不会结束。即使回北京了,我们和阿尔山的孩子们仍然会经常保持线上联系,他们的困难、心里话还可以和我们说,距离隔不断感情。

前两批支教结束回北京的老师,时不时还会给我发微信,分享阿尔山当地的教育情况,我问他们怎么知道的,原来是这儿的学生通过微信告诉他们的,他们一直很关注这里的孩子。这种情感教育的力量是会一直延续下去的,从教育帮扶的长远效果来看,也是不能断的。

阿尔山版《成都》唱出异乡支教的深情

新京报:经过这些年的支教,你对阿尔山有了怎样的感情?

郑飞翔:每次开学前,我从北京坐飞机前往阿尔山,一路上都非常期待,进入内蒙古以后,看着飞机在白云中穿梭,下面是起伏的山脉,心情就像蓝天一样晴朗。

今年的元旦晚会上,我们支教团老师唱了一首自己改编的阿尔山版《成都》,歌词里写道:“让我感到幸福的是相互的守候,让我掉下眼泪的不止昨夜的酒……和我在一中的校园走一走,直到所有的灯都熄灭了也不停留。”这首歌包含了我们支教团队对阿尔山的情怀,我们真的把这里当作第二个故乡。

新京报:常年在外,会想家吗?

郑飞翔:想家是难免的,我爱人偶尔会来探亲,有一次看到宿舍里的方便面箱子,忍不住掉眼泪。这两年在阿尔山支教,离不开家里人的支持。父母在老家,爱人在外地工作,儿子在国外上学,我开玩笑说,我们这是“四口四地”,北京的家里空无一人。这两年远在他乡,亏欠家人很多。老岳父病危的时候,家里其他姐妹女婿都赶回家守着老岳父最后的日子,我因为工作扯不开身,没能到床前尽孝。

很多在当地支教的北京老师也都是这样,有一位年轻老师回家乡领完结婚证,第二天就回到了阿尔山的工作岗位上。另一位女老师的老父亲来阿尔山探亲,突发疾病,当晚送回北京治疗,安顿好后嘱托丈夫帮忙照顾,第二天一早她就坐飞机返回了阿尔山上课。

我觉得这就是北京支教团队老师们的职业精神,也在我们最终离开以后或许能够留下来的更长久的东西之一。

新京报记者黄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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