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团长？什么时候都可能给你比画上一段儿。”提起李毓珊，人们总想到他那随时可以起舞的姿态——腰背挺直，上身后倾，昂首而行，双臂在身侧和胸前有力摆动，仿佛下一步就是一个轻盈的跳转，伴随着抖肩、翻腕、抬手，脚下便是舞台，一个民族舞者闪亮登场，即兴是一曲豪迈的蒙古舞。

在舞台后苦练，在舞台上演出，在舞台前指导，在舞台下观看。从云南的小山村走到北京，再飞到世界各地的李毓珊，走过的路越来越多，但路的起点和终点都是舞台。通过舞台，他找到了自己人生的路，也为很多年轻人打开了通往舞台的道路，让民族舞蹈走进千家万户。

生命最后的日子里，他依然割舍不下舞台，靠着一根拐杖和儿子的搀扶，颤巍巍地走进民族剧院，坐在观众席里，从口袋里摸出眼镜，动也不动地盯着舞台，仔细地观看中央民族歌舞团的新演出，生怕节目有什么瑕疵。

2021年2月26日凌晨4时20分，原中央民族歌舞团团长、国家一级编导李毓珊因病在北京同仁医院逝世，享年77岁。

观看大型歌舞晚会《锦绣家园》后，李毓珊和演职人员合影。受访者供图

“云南双杰”

火车“哐当”“哐当”地响着，把李毓珊和马跃从云南宝山的一个小山村拉到北京。经过时光的历练，二人成为舞蹈圈内响当当的“云南双杰”。

1959年春天，17岁的李毓珊正在云南宝山第一中学念书。当年中央民族学院艺术系老师李才秀到当地选拔人才，向来表现欲突出的李毓珊被班主任叫去试试，同行的还有同班同学马跃。

十几个被选中的少年，高高矮矮围成一圈，按要求依次做动作。在这些人里，将选出两个人到中央民族学院艺术系专修舞蹈。

马跃告诉新京报记者，虽然李毓珊没学过舞蹈，但也表演了一段舞蹈。几天后，他们两人接到通知，被选中了。

经历客车、火车十二个昼夜的辗转，两人抵达北京。到学校后，马跃发现李毓珊人不见了。学校的老师几经打探才知道，李毓珊居然自己摸到天安门去了，“好不容易来首都了嘛，那肯定是要去看看天安门的。”李毓珊解释说。

进入学校后，日复一日的学习、训练开始了。由于没有舞蹈基础，李毓珊的腰背总是压不下去，被老师评价为腰背“铁硬”。向来不甘落后的他，开始榨干自己的时间，全身心扑在基本功上。柔韧度不够，他就花更多时间来练，学生时代，李毓珊几乎没落下一天早功。

练着练着，李毓珊还找着了自己的门道。没事的时候，他就站着，摆动着上身涮腰。他觉得方法不错，就推荐给其他同学，“他跟同学说，哎，我告诉你一个涮腰的方法，边说，边叉着腰做演示。”

由于在校期间成绩优异，又展现了很强的组织能力，1965年毕业后，李毓珊留校任教，担任基本功教师，和马跃等人一同成为继李才秀之后的艺术系第二代教师。

1985年起，李毓珊开始历任音乐舞蹈系副主任、主任。在他的带领下，全系着力发展民族艺术，在他的提议和倡导下，学院开办了编导专业大专班，一批编排民族舞蹈的优秀编导慢慢成长起来。

20世纪80年代以来，李毓珊始终注重学生的实践活动，选拔优秀学生参加“桃李杯”。选中学生后，由马跃根据学生的个人特色，编排相关民族舞蹈，提升专业能力。久而久之，李毓珊和马跃被大家称为“云南双杰”。

李毓珊照片。受访者供图

“业务不能丢”

1994年，李毓珊进入中央民族歌舞团。从那时起，他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业务不能丢”。

曾是舞蹈队队员的热娜回忆，李团长严苛的业务考核和节目审查给她留下深刻印象，“他来了之后，我们平时业务训练的出勤开始规范化、制度化。”直至今日，每次业务队员训练，都由队长点名签到，训练期间不可使用手机。

舞蹈队每次排演，李团长都会出现在台下，“帽子戴歪了，动作没做到位，他都会一一指出。”有时候，他看着看着就会跳到台上，跟队员比画起动作，探讨着到底怎么表现，“其实他是在纠正动作，但是他通常会和队员讨论，到底什么样的动作能让舞蹈更有表现力。”热娜说，队员们往往心服口服。

排练舞蹈剧时，20个演员如果有一个人动作错了，李团长会让大家陪着一起练习，“因为我们是一个整体，一环错了，整体就好不了。”如果正式演出队员出现明显错误，李团长会在演出后的总结大会上毫不留情地指出，有时候还会象征性地扣一部分演出费。

为了在实战中锻炼每个人的业务，在歌舞团，李团长愿意给每个人锻炼的机会。歌队里来了本科刚毕业的新人，没多少舞台经验，但李团长会轮番让他们在节目里挑大梁。舞蹈队里更是如此，每次外出汇演，特别是在少数民族聚集地，李毓珊还常常在当地物色“好苗子”。

除了抓队员的业务，李毓珊还关注着整个节目的水准。他的老搭档编导张苛没退休前，俩人常常相约歌舞团对面的茶馆儿，讨论节目编排，从动作到服装，不能有一点儿错，“否则，失去的是整个民族的特色。”

“是业务能力，让中央民族歌舞团生生不息。”曾是歌队队员的李岩峰说，2005年，他从歌队转岗至行政部门，只要遇到李团长，李毓珊都拍拍他的肩膀，“小李，业务不能丢啊。”

李毓珊即兴舞蹈。受访者供图

“对人生是满意的”

李毓珊妻子全真子告诉新京报记者，丈夫对自己的一生是满意的。

冬日，李毓珊和妻子全真子走下楼，沐浴阳光。回望自己过去的岁月，李毓珊告诉全真子，他没有什么遗憾的，“我对自己的一生是满意的，一是为中央民族歌舞团真的付出了很多，大家都有家属楼住了。二就是找了你，过了一辈子。”

全真子笑了笑，没说什么。几十年岁月里，李毓珊的“照顾人”、“细心”从未变过，想到两个人携手走过的日子，她觉得温暖。

认识李毓珊时，全真子还没毕业，而李毓珊已经留校任教。在学校组织的“重走长征路”活动中，她结识了这个穿着针线外露的布鞋、四处为同学奔走的师哥。

活动正值冬日，每到一个住处，李毓珊总会主动来给她们糊窗户，以此减轻寒风的侵袭。她和另一个女同学洗头发，李毓珊就耐心地站在她们身后，手持水瓢，不紧不慢地往她们头上浇水。

活动结束，全真子的心里有了李毓珊。回校后，她总是跟在李毓珊身后，和他一块儿参加学校的各类活动，时间久了，她追到了李毓珊。

1971年，俩人结婚。有了孩子之后，李毓珊常会坐一天的火车，到长春歌舞团看望母子二人。有一次，他刚回北京，儿子就生了病。得知消息时，李毓珊一个月40元的工资已经被生活和路途消耗光，兜里空空的他立刻向朋友借钱，转头又奔向长春。

异地恋直到1975年才结束，组织上考虑到二人生活不便，全真子被调至中央民族学院，担任声乐教师。自那时起，她将家务全包，开始为孩子和丈夫打理全部的生活琐事。但是李毓珊知道她辛苦，总是顺手就把一些家务活干了，尽管全真子总是说，“家里的事不用你管。”

这样的相处，一直持续到今年李毓珊住进医院之前。2016年患了脑梗后，李毓珊走路开始拄拐杖。即便是这样，他慢吞吞走出家门的时候，总会拎上垃圾袋。

2021年元旦前，全真子想要给家里换个灯泡，刚走到爬梯的第一个台阶，她心里有些害怕，觉得自己在上面直晃。李毓珊看到了，赶紧走过去把她扶下来，然后撑着拐杖，下楼找歌舞团老干部处的年轻人帮忙。

每一次看到他拄着拐杖远去的单薄背影，全真子都觉得心疼，“不该让他带垃圾下楼的，身体已经吃不消了，还让他累着。”这个细节，让她觉得遗憾。

今年1月22日，李毓珊身体不适，开始交代后事，还提出想要洗个澡。“这是他们回族的习俗，要干干净净地走。”全真子一听这话，觉得大事不好，赶紧叫救护车。

洗完澡后，他指着自己的腿跟全真子说，“我这腿上是一点肉都没有了。”说完，李毓珊的眼睛移到全真子的腿上，此前因生病做手术，全真子留下了不一样粗细的双腿，他的表情显得有些难过，“你这个腿可怎么办。”

观看舞剧《天之路》排练汇报后，李毓珊提出建议。受访者供图

“想念......想念......”

岁月从不放过任何人，退休后，李团长的肢体日渐僵硬。这一次，他没法再通过勤学苦练来改变些什么。但偶尔，他还是会趁着阳光明媚的日子，牵着孙子的手，走到民族剧院一旁的广场上，一起练练踢腿、摆个姿势。

更多时候，他还在关注着舞台。任何邀请他担任评委的比赛，或者邀请他莅临的演出，只要时间配得上，他都会换上一套合身的衬衫和西装，精神矍铄地出现在现场。

如果是歌舞团的舞台，那便是挤出时间、排除万难，也要亲临现场。到2019年底，李毓珊的走路开始成了问题。但知道歌舞团即将演出《天之路》后，他还是一手拄着拐杖，一手倚扶着儿子，颤巍巍地走进民族剧院，坐在观众席里，从口袋里摸出眼镜，动也不动地盯着舞台，仔细地观看中央民族歌舞团的新演出。

一旦李毓珊发现任何瑕疵，便会在演出后予以指正，或以座谈会的形式，或直接联系演员、编导，甚至团里的任何一个工作人员。

李毓珊家的客厅，也成为了很多年轻人的舞台。这些年轻人和李毓珊素不相识，辗转联系上李毓珊后，拎着家乡的土特产敲开大门——他们希望，李老师能为自己未来的舞蹈事业指一条明路。

李毓珊常常坐在堆满了玩具的沙发上，让来访者“比画比画”，然后为他们打一通电话，告诉自己曾经的学生或下属，“这是一个好苗子。”然后将他们带来的礼物塞回去，送客。

和李毓珊一同老去的，还有那个时代里的编导、队员。在李毓珊去世的前些日子，已经步入耄耋之年的张苛得知他的身体再次出现问题，便给他打了一个电话。那时，躺在海淀医院的李毓珊已经虚弱得说不出话，他没有回应张苛的问候，而是反复念叨着，“想念......想念......”

“想念什么？”电话那头，李毓珊没有继续往下说，张苛也没有追问。张苛知道，他记挂的，无非就是那段在民族舞团，台前台后他们一起走过的日子。

新京报记者汪畅实习生毕卿

校对李立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