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8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显示：根据立法工作计划，将修改《反垄断法》等5部法律，引发大量媒体关注。

修订《反垄断法》，是应时而变、因势而新的应有之义。早在2018年公布的《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其实就已列出了《反垄断法》的修订工作，但归入的是“抓紧工作、条件成熟时拟提法律草案”类，而非“条件比较成熟、任期内拟提法律草案”类。

此次立法机构短短一句话就激起舆论强烈关注，恰恰表现了社会公众对与时俱进、依法反垄断的强烈期待。尤其结合近3年来我国经济市场的发展变化情况，修订这部2008年8月1日实施的《反垄断法》，条件当已成熟。这不仅是为积极应对经济市场新形势，也是完善现代化经济体系、促进更大发展的必要之举。

对于反垄断，去年12月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就曾明确，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也将“强化反垄断”作为2021年工作重点，以维护公平竞争市场环境。

《反垄断法》的规制对象，是限制、妨碍、破坏竞争的行为，传统上包括垄断协议、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和经营者集中（并购）三大类。反垄断的法律实践起源于1890年的美国谢尔曼法，作为一个具有130年历史的部门法，反垄断的基本法律模式已经定型。但是，由于市场形态和技术业态不断翻新，新型限制竞争“玩法”不断出现，相关法律也在不断补充、完善。

就我国的反垄断立法与现阶段的经济市场具体情况而言，修订这部13年前实施的《反垄断法》，首先是积极回应互联网行业蓬勃发展对反垄断法提出的全新命题。

当前的互联网发展对我国经济的影响，已与《反垄断法》制定时的场景大不相同。一方面，由于电子商务的普及，一家互联网企业实施的垄断影响，会比传统企业更广泛地进入千家万户，如我们熟悉的电商“二选一”行为等。

另一方面，电子商务的“注意力经济”模式，也颠覆了传统付费购买模式，商家之间的关系和玩法变得不同。如，横向垄断协议和纵向垄断协议之外，兼容纵横关系的“轴辐协议”也大行其道。在计算竞争者的相关市场势力与份额时，也须考察与线下市场不同的指标。

这就需要我们有针对性的、系统的法律应对模式。事实上，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今年2月颁布的《关于平台经济领域的反垄断指南》，就总结了不少经验。但兹事体大，亟须进一步将仅具指导性质的“指南”优化上升为法律。

而在国际竞争和合作的大格局下，也要更加注意和他国反垄断法关系的处理。垄断争议的国际化解决已日益常见。跨国企业在实施大型并购时，需获得多个国家批准。比如，在标准必要专利等复杂技术领域，华为等中国企业和外国企业已展开多轮司法攻防。这也要求，反垄断立法也需通盘考虑如何实现国际和国内两个市场的竞争优化。

此外，行政权力在竞争领域的适用，也要重点关照。我国《反垄断法》在传统垄断形态外，专章规定了“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即行政垄断问题。十九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的“十四五”规划建议，也明确要求“打破行业垄断和地方保护”。这些都需纳入相关立法考量。

当然，随着反垄断力度加大，如何规范执法权力在行政调查、行政处罚、行政和解、行政复议、行政诉讼中的适用，同样需要重视，以避免非法不当竞争和简单的“重责主义”对市场主体造成伤害。

总之，作为我国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的重要内容，《反垄断法》的修订工作，要结合实际，更要放眼前瞻，以法治保障良好的营商环境和发展生态，确保各市场主体的积极性，激发其创新、竞争精神，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