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全国两会，全国政协委员、黑龙江省政协副主席、作家迟子建带来了一份关于建议发放文化消费券、提升国民整体文化素质的提案。

如何看待文化产品消费领域娱乐化、碎片化问题？“数字”文化消费鸿沟如何解决？围绕这些问题，迟子建接受了新京报记者专访。

她认为，现在信息技术进步是好的，但它容易把人变懒惰，令人不同程度地“失智”，沉浸于真正知识的人会减少，当它成为一种风气时，对文化是有伤害的。

谈及“数字”文化消费鸿沟，迟子建说，尽管我国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取得了决定性成果，但物质脱贫之后的文化“脱贫”，任重道远。

参加全国两会的迟子建/受访者供图

谈履职提案

建议将文化消费券列入各级政府财政预算，尤其对边疆等经济欠发达、对文化产品有迫切需求地区，由中央财政予以适当补贴

新京报：两会你建议发放文化消费券、提升国民整体文化素质，为什么想到做这样的提案？

迟子建：文化素质是指人的内在品质，通常来说，它与一个国家的文化积淀和受教程度有关。但这个“受教”，并不仅仅局限于传统意义的教育，不局限于书本知识，我们还可以在民间烟火的浸染中、在对大自然的认知中获得文化教养。

比如我为写作《额尔古纳河右岸》实地采访时，见到一个大字不识的鄂温克女人，她能即兴编词，把本民族的歌谣，唱得苍凉美好，她无疑具有文化内涵。当然，一个国家整体文化素质的优劣，也与经济发展休戚相关。但在过去，我们可能更多地在意了物质利益，而忽视了精神的修为。

之所以做这个提案，是因为过去一年来，在新冠肺炎疫情得到有效控制后，复工复产步伐加快，为了拉动经济回暖，刺激消费，各地政府采取了多种措施，向一些领域发放消费券。但我注意到，发放文化消费券的不多。也就是说，我们还没有把文化消费作为重点，而我们也没有自觉的文化消费习惯。当然这与一些文化产品价格的“高身段”有关，一些人抱怨买不起书，看不起电影，听不起音乐会。发放文化消费券，既可以满足人们对精神文化产品的需求，也间接打击了盗版，培养人们文化消费的习惯。还有在疫情常态化的情况下，居家的日子增多，数字阅读、网络视听等线上文化产品需求量大，有消费和利润的空间。

新京报：提案中你提到文化产品消费娱乐化、碎片化问题，这也是信息时代的共性特征。你怎么看待这个问题？这对国民文化消费习惯的养成有哪些反作用？

迟子建：我们手里握着一部手机，可以获得海量资讯，我们仿佛知道得很多，但却头脑空空，因为我们获取的不是知识。生活节奏加快，工作压力增大，以及人们对真正的文化产品缺乏认识，文化娱乐化、碎片化的倾向在所难免。信息技术进步是好的，但它容易把人变懒惰，令人不同程度地“失智”，因为浅层次的知识获得，可以不必依赖于读书了。这会造成一个弊端，沉浸于真正知识的人会减少，当它成为一种风气时，对文化是有伤害的。

新京报：目前，发放文化消费券是否具有可行性？这对提升国民整体文化素质有哪些效益？具体建议有哪些？

迟子建：我注意到北京、浙江、山东等地曾开展过文化惠民电子消费券的发放活动，均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所以我们是有文化消费土壤的。文化消费券的普遍发放，除了能培养人们的文化消费习惯，也有益于身心健康，因为文化有愉悦身心的作用，对人的滋养不可小觑。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一些书店、剧场、展馆、影院等线下文化场馆和实体文化产业受到冲击较大，发放文化消费券，也可助他们走出困境。我建议将文化消费券列入各级政府的财政预算，尤其是对边疆等经济欠发达、对文化产品有迫切需求的地区，由中央财政予以适当补贴。

此外，还可以尝试打破文化消费券的地域限制，比如可首先在东三省启动文化消费券的联动机制。因为高铁在东三省基本达到覆盖，公路发达，我们可以利用交通的天然优势，鼓励人们在法定假日和公休日使用文化消费券，进行跨省跨区的文化消费，促进文旅行业的区域间合作，对东北的团结协作和提振东北经济，也有一定益处。针对不同的消费群体，充分利用公众号、小程序等互联网科技手段，丰富发放形式，提高发放效率，兼顾不同群体，充分释放文化消费券的活力。

谈“数字”文化消费鸿沟

物质脱贫之后的文化“脱贫”，任重道远

新京报：现实中，“数字鸿沟”问题不容忽视，在疫情防控期间很多老年人因为不会使用手机而寸步难行。“数字”文化消费鸿沟也是其中一方面，“不会用”“不敢用”“用不起”成为老年人面对的难题。应如何弥合这种消费差距？

迟子建：我去年与政协同事就乡村振兴中文化的重要性这个调研题目，走访了黑龙江的一些边远乡镇。可以肯定的是，人们对精神文化产品是有需求的；简陋的农家书屋的书，有一些已被翻阅得卷了边；乡村电影放映场，聚集的人也很多；黑龙江推进数字农家书屋阅读平台建设，可以说关注的就是这个群体。

尽管我国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取得了决定性成果，但物质脱贫之后的文化“脱贫”，任重道远。虽然物质匮乏不意味着精神一定贫瘠，但曾经长期的物质困顿对人的精神的负面影响还是存在的。针对这些消费不到或消费不起文化的边缘人群，应该根据不同的地方采取不同的方式，已有的文化惠民措施依然可行，比如演艺院团下乡等。

我们可以邀请相关部门的专业人士，做数字文化消费的相关培训，让流动的乡村电影放映大篷车，能够深入到这些地方。有意识引导一些文化产业的服务，向下延伸，尤其让处于成长期的乡村留守儿童，能够获得更多的文化关照，有益于他们健康成长。

新京报：数据显示，2019年我国成年国民人均每天读纸质书不到20分钟。数字化阅读时代，“浮躁的阅读”、“浅阅读”成为常态，大家经常被手机信息所打断，不能沉浸下来。如何平衡浅阅读与深阅读？你的阅读习惯是怎样的？

迟子建：我看到一个报道，新冠肺炎疫情期间被居家隔离的人，选择读书的很多，所以这期间虽然实体书店经营陷入困境，但网络销售书籍的平台，业绩依然不错。人们从不能从容读完一本书，到能够静下来阅读，说明时间和心境对阅读的重要性。比如波拉尼奥的《2666》这部大部头作品，是几年前的热点，但我也是在疫情居家期间读完的。

培养良好的阅读习惯，引导人们读好书，对书籍有兴趣，你才愿意读它，才能从浅阅读自然而然过渡到深阅读，所以书籍的品质也很关键。如果我们拿起一本书，读了十几页也看不出一丝的好，当然就撇在一旁去了。

我的阅读通常是在晚上临睡之前，每天至少看一小时的书，已成习惯了。

谈文学创作

每部新作出来我总能找到缺憾，总是寄希望于下一部，于是一路写了下来

新京报：你怎么看网络文学发展？

迟子建：我因工作关系，关注到网络作家作品，但阅读得极少，倒是看了两三部网络文学作品改编的剧，像《庆余年》，拍得真是不错。网络文学作家需要持久更新作品，想要不流失读者，就要求他们能抓住读者，会讲故事，而讲好故事，是虚构类文体的基本功。

新京报：去年你的长篇新作《烟火漫卷》出版。过去你一直聚焦乡村，这部作品对准了自己生活30多年的城市。为何会有一个大转折？

迟子建：谈不到是大转折，因为关于哈尔滨的作品，之前我写过反映清王朝末年哈尔滨大鼠疫的长篇《白雪乌鸦》，中篇《起舞》《黄鸡白酒》《晚安玫瑰》等，就连我2000年出版的长篇《伪满洲国》，哈尔滨在里面也是主场景之一。我在哈尔滨生活了三十年，对它认识多了，情感深厚了，也就有了更强的表达欲望。

新京报：作家苏童说，“大约没有一个作家会像迟子建一样历经二十多年的创作而容颜不改，始终保持着一种均匀的创作节奏，一种稳定的美学追求，一种晶莹明亮的文字品格。”你怎么看苏童的评价？

迟子建：苏童这段话，是2004年为我的小说集《逝川》所作的序言，一晃儿十七八年了。苏童说得对，从写作至今，我一直保持着均匀的创作节奏，因为每一部新作出来，我总能找到这样那样的缺憾，所以总是寄希望于下一部，于是一路写了下来。我把苏童这段话当做对我创作的勉励。

新京报：过去一年，带给你最大的变化是什么？

迟子建：过去一年是我公务繁忙的一年，我们筹备了两年的黑龙江文学馆已进入施工布展阶段，年内即将开馆，我的写作时间没有过去充裕，所以是身心俱疲的一年。要说变化，不是我一个人有这种感觉，我们渐渐习惯了“新冠肺炎”这个不速之客，学会了与它相处。当你不把它当做阴影时，反而会得到灵魂的意外照耀，让我们洞见黑暗之处，也给我们勇气、信心和希望。

新京报记者何强校对薛京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