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日夜》海报。

纪录片《武汉日夜》已经于1月22日上映，这是国内首部战疫纪录电影，也是今年国内上映的第一部纪录电影。片中没有一位专业演员，没有为表达主题的刻意记录，每个人物和故事都来自去年武汉疫情高峰时的真实拍摄。这部影片是由30名摄影师在多家医院拍摄所得，许多镜头深入到重症病房，观众可以看到平时没法看到的场景：医护人员为病人喂食、换药、翻身、擦洗身体，包括手术、抢救的镜头，他们在疫情面前不舍昼夜、不惜生死、守望相助、共克难关。影片不回避死亡，也给生活带来希望和治愈。这部有太多第一次的纪录电影，它的拍摄经历了哪些困难？新京报记者专访影片总制片人李玮、导演曹金玲，由她们解读电影幕后的故事。

【立项】

用最真实的个人情感体验触动观众

对所有人来说，刚过去不久的2020年，永远是难忘的一年，武汉作为新冠肺炎疫情的重灾区，这个城市有太多令人感动和唏嘘的故事。在日复一日的新闻报道与素材传递中，李玮在内的所有主创发现这些影像真实记录了疫情中的这座城市，他们也被“抗疫”一线大量素材和故事感动，电影频道决定组建主创团队制作纪录电影《武汉日夜》，用电影化的视听语言，通过几个“平凡人”的故事，表达生命至上、人民至上的主题。2020年3月，《武汉日夜》正式立项，摆在主创团队面前的是庞大的素材以及紧迫的时间周期，曹金玲回忆当时接到执导的邀请也充满了犹豫：“我第一反应是不太可能，因为我之前只拍过一部剧情片，我觉得制作电影的每一步都在周密筹划和掌控中，对电影的呈现可能才更有把握。当时看到已拍摄完成的素材量大且细碎，每位摄影师拍摄选取的角度不同，使用的摄像机不同，画幅、帧数等都不一样。当时的拍摄情况非常艰难，设备镜头都被（保鲜膜）捂住了，也没有麦克风收音，所以画面的噪点很高、音质也不好，基本上都不符合现在院线电影的呈现标准。”

曹金玲说当时对于执导影片这件事全然没有把握，但总制片人李玮告诉她先看看素材再说。她仅仅看了一天，想法就有所改观：“这些镜头特别触动我，哪怕只有30秒钟也很让人感动，这么触动我的画面，我相信后期团队，我们是可以把它变得更好，变成一部电影的。”下定决心后，他们花了一两周时间搭建了导演班子，找来了合作多年的剪辑指导黄子墨、李博和经验丰富的声音指导李丹枫，同时也和出品方共同确定了影片的立意。曹金玲说：“艺术最重要的是用个体的情感体验去填补历史的空白，这是艺术存在的必要性，所以影片要落在具体人物上，每一个个体在情境下最真实的那些情感。幸运的是，她的想法也和出品方的理念不谋而合，对方给了她足够大的创作空间，“这对我来说太重要了，我们更坚定会尽全力做好这个片子，不辜负经历过这一场灾难的人们。”

【拍摄】

用患者、医护和志愿者三条线架构影片

《武汉日夜》在1000多个小时的拍摄素材中，挑选了近10组患者、一线医护、志愿者等组成故事线，以武汉的日夜为象征性时间线，进行创作。为了保持记录的客观，主创团队没有为影片配画外音，也没有编写台词，一切遵循真实原则，客观再现疫情下的武汉。疫情期间，武汉成为全世界关注的中心，医院更是抗疫的重地，曹金玲认为没有一个情境能比重症监护室更能够让观众最直接地体会到这场疫情带给人们生死之间的较量，他们将“日夜更迭”、“生死轮回”镜头主题放在最重的位置，比如通过医院、重症监护室这样的抗疫最前沿，展现出一个跟死亡作斗争的前线，于是电影中的故事主线基本都集中在这里。除了与病魔进行生死较量，里面的小细节更是触动了主创团队。他们在不同的医院分别选取了最让人感动的人物，比如有当地的医护人员，外地来援鄂的医生和护士，也选取了让人触动和激励人心的病患。“他们身上都带有一些人性的微光，这非常打动我们。此外，我们有大量的志愿者素材，但我们选择了为新生儿服务这一批志愿者，他们作为新生儿的‘摆渡者’，在影片中作为一条生的线，与另一条与死亡抗争的线相互交织。中间还有一条隐藏的线，是整个武汉这座城市，从沉寂到慢慢复苏，再到最后生机勃勃，我们基本上是从这三条线来架构这部电影的。”

《武汉日夜》也没有刻意避免抢救、死亡、送遗物等疫情期间的真实事件，所有镜头也都征得了片中当事人的同意，李玮告诉新京报记者这是最起码要做到的事情，每个当事者都会签好授权书，并且会询求他们的意见。让她感动最深的莫过于出租车司机李超的经历，他的父亲因为新冠肺炎去世后，他决定捐出父亲遗体供医学解剖，“他在影片中没有流过一滴泪，但他的内心很痛苦，不过他用非常坚强的心态坚持乐观向上，去认真生活。”曹金玲说，最让她们感动的是没有哪个当事者会因为这部电影上映后，会有所顾虑，他们在电影中看到自己坚强的一面，也觉得这些画面应该被人看到：“那段时间陪伴他们最多的就是医护人员和摄影师，很多影像对于他们来说很珍贵，尤其是劫后余生，大家的生活让人看到了很多希望，我们希望这部影片成为观众对2020年郁积情感的疏通口和舒缓渠道。”被问到制作这部电影有无遗憾，曹金玲笑着说不会对电影画面有太多的苛责：“因为前期的拍摄太不容易了，摄影师们都穿着防护服，戴着防护镜，设备缠着保鲜膜，拍摄条件是非常艰苦的，可以说是拿命在拍。对于我做后期创作来说，我决不能拿平时对电影的技术指标去苛求这部影片，但我觉得只要情感触动了，画面本身具有讲故事的基础，这个镜头就是合格的，我们去再加工、再创作。希望我们的创作没有辜负疫情期间前方拍摄者的工作，没有辜负经历过这场疫情、这场灾难的人。

【专访】

真实是最起码的尊重，没有必要刻意去煽情

新京报：项目开始的时候，是如何为这部电影定位的？在拍摄初期遇到最大的困难是什么？

李玮：敲定要做这个电影的时候，我们决定走感情故事，记录普通人的故事。要根据纪录电影的长度去挑选素材，但我们获得的新闻素材里很多记录没有完整的故事线，有的只有前面，有的只有后面，所以必须要找一些完整轨迹的故事线；第二是素材本身的品质问题，电影有自己的品质要求，内容技术、视效都要符合影院要求，但很多素材达不到。所以我们需要大量修复提高画质、调色、修复现场收音等，在当时看来确实是很难完成的事情，也不敢确定它的完成度到底能有多好，但我们还是坚持本着初心，尊重那段历史和那些人，尽力而为，做到最好。

新京报：将视角对准普通人是这部影片的一大特点，也特别有价值，制作这部电影需要特别注意哪些方面？

李玮：真实是对纪录电影最起码的尊重，也是很本体的要求，是对片中的人、对所有为电影努力过以及战疫的人的一个尊重。不管是主创团队还是出品方、制作方，我们都不希望带入自身的情绪，而是让每个人冷静客观地去看这段记录，甚至可以在其中找到每个人的影子。这些当事人的经历也会让人有所共情，所以没有必要刻意去煽情，去做主观的表达。

新京报：拍摄时除了面临时间紧迫，还遇到什么难题？

曹金玲：电影制作上，我不希望只是呈现出来一种纪录影像，对电影画面要求还是很高的。它之所以能在院线放映，我更希望它是个电影。这是很大的难点，必须在后期制作过程中的每个步骤都做到扎实。比如要有最好的电影剪辑、有最好的声音指导，音乐、调色也非常重要，也要用到特效，从视听语言上，还是希望它偏电影多一点。

《武汉日夜》剧照。

新京报：这样的真实感人题材可能会非常令人触景生情，你在剪辑素材的时候会被情感过于左右吗？

曹金玲：肯定会哭，但我们尽量用一种很冷静的态度去处理，情感上太过投入、大开大合肯定不行，因为这样不能最真实、最客观地去呈现，会将影片带跑。纪录电影的灵魂就是真实，戏剧的本体是情境。疫情的极致情境下，镜头下的每一个人的境遇都是令人牵挂，都是非常有力量的。

新京报：今年有一些商业和艺术影片选择了线上放映，为什么这部电影还是选择了院线上映？

李玮：其实从1905影业的角度，做一个网络电影或者更简单，但我觉得做这个事本身的目的，是记录疫情中的普通人，不仅是被大家视为英雄的医生，还有那些跟疾病做斗争的病人，他们都是英雄，我们需要以更好的形式去呈现、去记录，让更多人看到。我们更希望向大家传递的是爱和温暖，我相信大家看完这个片子不会觉得很压抑，而是能接收到生活前进的力量和希望。

新京报：最开始就想好用《武汉日夜》做片名吗？你们如何看待它的票房？

李玮：对平凡人来说，生活就是无数个日夜构成的，最开始我们想叫《日夜》，后来考虑到所有的事都在武汉发生，武汉的这段日夜也是所有中国人的共同记忆。我们确实希望有更多的人能看到这部电影，不是为了票房，而是对过去的一种惦念；另外现在全球还在疫情之下，人这辈子也可能会碰到困顿或是挫折，陪伴和爱能让你勇敢地生活，希望这里面的爱、温暖、坚强也能给大家带来一些积极启示。

新京报记者周慧晓婉

新京报编辑黄嘉龄校对卢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