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缝合没有父母的童年|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民间救助25年

新京报 2021-01-19 10:35: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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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女孩玲玲(化名)长着一双大大的眼睛,笑起来会弯成一对月牙。玲玲的爸爸在福建省永安监狱服刑,父女俩已经很久没见面了。

在“穿墙引线”亲情拓展营,工作人员为玲玲录了一段视频,小小的脸蛋塞满了整个屏幕,隐约能看到面前的文具和扎起的马尾。玲玲说,“爸爸,我好想你,你什么时候回来?你要快点回来,我们都快长大了!”说完,她不好意思地把头扭到一边,腼腆地笑笑。

“这个视频我看过很多次了,每次都会流泪。”“穿墙引线”组织机构、福建省教育援助协会(又称红苹果公益,下称“红苹果”)工作人员邱添英说,和许多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的视频一样,玲玲的视频会被送入爸爸服刑的监狱。

像玲玲一样的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遍布全国。据司法部预防犯罪研究所课题组的调研,截至2005年年底,156万名在押犯中有未成年子女的近46万人,约占在押犯总数的30%,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总数超过60万。

河南师范大学社会学院教授王君健长期关注这个群体,他做过一个估算,以每年平均新增1.5万名在押犯人计,截至2018年,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数量约为69万。

缝合没有父母的童年|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民间救助25年

红苹果帮扶的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小俊(右二),与舅舅家的兄弟姐妹一起玩耍。新京报记者郑新洽摄

因父母健在,这些孩子不属于法律意义上的孤儿,也不能享受相应的补贴和援助。但因为父母正在服刑或对他们遗弃不顾,他们又在事实上处于无人抚养的状态。

为了照料这些孩子,自1996年起,太阳村、红苹果等公益机构在陕西、福建等地陆续成立,有的对孩子们集中抚养,有的为孩子提供经济援助。对60万服刑人员子女而言,他们与狱中父母的关系、来自外界的歧视、童年留下的心灵创伤等,都是难以解决的问题。

高墙内的会面

和玲玲一样,许多服刑人员子女多年没见过父母了。为了缓解孩子对父母的思念,自2014年11月起,红苹果开始组织“穿墙引线”亲情拓展营。总共4天3夜的活动分为两部分:前三天在监狱外,志愿者会和服刑人员家属、子女一起参加专业课程、生日会、户外拓展等,希望在活动中获得情感支持;最后一天,志愿者会和孩子、家属一起进入监狱,零距离进行亲情会见,久未团聚的一家可以看视频、做游戏,享受短暂的天伦之乐。

在志愿者林聪燕眼中,前三天的活动弥补了孩子们日常生活的遗憾。一个小男生告诉林聪燕来拓展营特别开心,因为这里的零食非常丰富。“他说我从来没吃过这么好吃的零食,其实那只是一些小面包和牛奶糖。”

邱添英还记得一个十二三岁的男孩,妈妈因贩毒被判了21年。2011年妈妈服刑后,爸爸组建了新家庭,男孩再没见过妈妈。

男孩和邱添英儿子差不多大,就连颈椎和背部前倾的毛病都一样,但他还有500度的近视。为了给狱中的妈妈准备一份礼物,他长时间地趴在地上画了一幅漫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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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小俊,和舅舅家的兄弟姐妹在墙上印了许多手印。新京报记者郑新洽摄

拓展营的重头戏是请孩子们为服刑的父母录制视频,这是最打动志愿者的环节之一。2019年的一段视频中,一名个子小小的、胖乎乎的男孩眼睛盯着地板,偶尔瞄一眼镜头,拿着话筒憋了半天才说出一句“爸爸,我想你了”,然后迅速把头埋到爷爷怀里。再抬头时,他的眼里有了泪水,讲话的声音开始颤抖:“我希望你能早点回来。”

一个缺了门牙的小女孩扎着两个羊角辫,手指不停抠弄写有自己名字的胸牌,“爸爸,我爱你,你今年还好吗?我今年很乖。”

最后一天的亲子见面,更加牵动人心——孩子们可以越过厚厚的玻璃墙与父母亲密接触。

以邱添英的经验,这种高墙内的相聚并不容易:有的孩子离父母的服刑地远隔千里;有的老家属不知如何带着孩子探监;有的家庭非常穷困,拿不出去监狱的路费……但参加“穿墙引线”的孩子不用掏钱,所有活动经费都来自红苹果和爱心人士的筹款。

志愿者邱炎红记得,一次活动中,一个小学五六年级的女孩精心准备了一段舞蹈,想要跳给狱中的爸爸看。但见面时,爸爸一直在和弟弟说话,忽略了女孩。

邱炎红发现,小女孩有些不开心,站在旁边把头埋得低低的。到了拍照环节,爸爸一手抱着弟弟,一手抱起女孩,原本闷闷不乐的小姑娘哇地一声哭了出来。

在红苹果创始人林敏明看来,面对服刑的父母,年龄较大、上了初中的孩子心理更加矛盾。有的孩子见面前装作满不在乎,有的录视频时一句话不说,“但真见到父母,情感表露得最明显的往往也是这两类孩子。”

林敏明见过一个初中快毕业的女生,父亲在服刑,她和奶奶一起参加拓展营。录视频时女孩不肯对父亲说话,“还说他跟我没什么关系,我不想来,是奶奶叫我来的。”但见到父亲后,女生在父亲怀里泪流满面,是所有孩子里哭得最惨的。

从一栋乡村小楼开始

72岁的张淑琴曾在陕西省监狱管理局工作,与服刑人员接触多了,她发现他们最惦念的就是孩子。有人说,“派出所带走我时,我正给孩子穿袜子,一只脚穿上了,一只脚还没穿”;有人说,“这么多年都没有孩子的消息,我做梦梦到他被野兽吃了,你能不能帮我打听打听?”有的服刑人员因为子女下落不明崩溃自杀;也有人尝试越狱,就为了回家看看孩子。

对于夫妻都在服刑的家庭,张淑琴会趁着节假日去做个家访。比如陕西某县的一对夫妇,丈夫被判了17年,妻子被判了四五年,两人有5个孩子。

1996年,张淑琴在两人老家找到了夫妇俩的4个孩子,他们和70多岁的奶奶住在两个破窑洞里。张淑琴问奶奶,不是5个吗?“奶奶说大的生病没治好,已经死了。”

也是那一年,张淑琴和企业家郭建华一起,在陕西省三原县创办了第一家太阳村(儿童村)。那是一栋乡村小楼里的一层,面积大约200平方米,屋里摆着定制的木质小床和爱心人士捐赠的生活用品、食品等。

缝合没有父母的童年|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民间救助25年

1996年,陕西三原太阳村(儿童村)开村仪式。图片/受访者供图

张淑琴参考了孤儿院的集中养育模式,把陕西省内的16名服刑人员子女接到一起同吃同住,再和普通孩子一样到外面上学。对孩子们而言,这栋小楼就是他们的另一个家。

经过媒体报道,太阳村越来越有名,目前已在北京、江西、河南、青海、陕西等省份设立了9家,帮扶服刑人员子女上千人。“陆陆续续的,各地公检法常把办案过程中发现的涉案人员携带的婴幼儿往村里送。仅2016年,上海一家法院就往北京太阳村送了16个孩子。”张淑琴说。

与张淑琴相似,48岁的林敏明也在司法系统工作,是福建省司法警察训练总队教官。2014年,他到北京太阳村做过志愿者,还考虑过创办福建太阳村,但最终放弃了。

林敏明认为,与太阳村相比,孩子更需要一个真正的家。另外如果由亲属抚养孩子,同样的钱可以帮助更多人。“60万孩子太多了,都要有人管。”

2014年6月,林敏明在福建省福州市成立了红苹果,目前已累计帮扶2000多名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覆盖全国451个县市。与太阳村不同,红苹果提倡亲属抚养,帮扶的孩子住在各自亲人家中,红苹果会根据不同孩子的家庭困境评估,为孩子们提供分类帮扶,包括经济援助、心理辅导、安排亲情见面会等。每个孩子接受哪种帮扶措施,由志愿者入户走访后评估决定。

邱添英展示了一份《困境孩子评估表》,填写内容包括家庭经济情况、亲子关系、孩子成长需求等。其中,家庭经济情况下又包括收入、支出、居住环境3项;居住环境又被细分为房屋所有权情况、孩子是否有独立房间、家电设备情况等具体问题。

邱添英说,工作人员会根据这些问题评估每个孩子的困境程度,由此确定每年的具体帮扶项目。

尽管红苹果的帮扶面更广,但在张淑琴看来,集中抚养有时是必需的。

张淑琴记得,陕西的一对夫妇合谋杀害了同村的一名男子后,丈夫被判死刑,妻子被判死缓。这对夫妇的女儿与死者孩子同班,悲剧发生后,老师组织学生为死者的孩子捐款捐物,却对罪犯的女儿恶语相向。“女孩上学路上,有人朝她扔石头、吐口水,她就不敢去学校了。在这样的环境里,他们怎么生存?”

张淑琴还见到过一对双胞胎少女,父母服刑后一直跟着奶奶住。孩子们15岁时被亲叔叔侵犯了,奶奶却捂着不让说,她们从家里逃了出来。

有的孩子再也找不到了

无论太阳村还是红苹果,最初都是从监狱里获得服刑人员子女信息的。

张淑琴记得,太阳村成立前,她在陕西省女子监狱发过一次调查表,以寻找需要帮扶的服刑人员子女。两百多份表格发下去,至少90人申请帮扶,还附上了孩子情况、家庭住址等。

红苹果也在福建省内的监狱做过类似调查,收到服刑人员的帮扶申请后,工作人员会对其家属进行电话访问。“我们会告诉家属我们是谁、是怎样得到他的信息的,会简要了解孩子与家庭的情况。”邱添英说,确定家属意愿后,志愿者才会入户探访。有的家庭不想让孩子知道父母在服刑,会直接拒绝;有的家庭警惕性很强,误以为这是个骗局,会直接挂断电话。

更多的挫败感,出现在上门找孩子的过程中。

为了获得家属信任,张淑琴曾多次穿着警服到村里找孩子。“但很多人以为孩子父母犯罪了,我们也要把孩子关起来,根本不理我们。”后来,她会先找村干部沟通,再让村干部带着找家属。

林敏明也遇到过不少拒绝。一次,福建省女子监狱的一名服刑人员向红苹果申请帮扶,林敏明等人找到了她的老家。向村里人打听具体位置时,没人愿意指路。“那家孩子的妈妈杀人啦,你们还去干吗?你们可以帮助其他小孩。”

通过村小的老师,林敏明辗转找到孩子的家,没想到,爷爷得知来访目的后把他们赶出了家门。“老人嘴里一直说,他家没有这样的人。”

缝合没有父母的童年|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民间救助25年

在太阳村,孩子们自己收拾房间、叠被子。图片/受访者供图

还有一些情况,申请被帮扶的孩子根本找不到。张淑琴想要救助的孩子中,有下落不明的,有被卖掉被送人的,有出门流浪乞讨的,形形色色。

1996年,张淑琴和陕西省司法部门的工作人员到农村寻找一个男孩,爬过满是黄土的山坡,穿过泥泞的庄稼地,打开生锈的铁门,却只看到一个孩子生活过的房间:桌椅上布满厚厚的灰尘,土炕上的棉被破成了絮状,房角胡乱堆着一些红砖,煮饭锅扔在地上。村里人说,孩子已经离开两年了,没人知道去哪儿了。

据司法部2006年的调研,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面临着家庭经济贫困、辍学现象严重、部分孩子在外流浪乞讨等问题。调研结果显示,其中94.8%的孩子从未接受任何形式的社会救助,整体生存情况并不乐观。

帮他们接受现实、改善自己

在红苹果秘书长傅雪兰的印象里,不少服刑人员家庭不会对孩子透露真相,他们会说爸爸妈妈出门打工了,要很久才能回来。因为许多小伙伴的父母也在外地务工,孩子们一般都会相信。

林敏明说,包括在亲情拓展营,他们也会把服刑人员称为学员,因为许多孩子并不知道实情。

尽管如此,不少孩子仍会发现大人的秘密,他们会装作毫不知情,把所有委屈压在心底。林敏明说,这些孩子非常内向,“很能藏得住心事”。

红苹果办公室的墙上,贴着一封11岁女孩的来信,字迹歪歪扭扭,但心思细腻。女孩写道,自己三四岁时,爸爸因为偷东西被抓了,直到现在妈妈还在骗她。她知道有人叫自己“小偷的女儿”,也会在别人问到爸爸时“不好意思地低下头”。妈妈现在有了新家,有了新的孩子,“不会把爱放在我身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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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帮扶的孩子,写给红苹果的一封信。新京报记者李桂摄

看到这样的信,林敏明非常心疼,他认为孩子上到小学三年级后,家长就该适时告诉孩子真相。但依据红苹果2018年对福建18所监狱的调研,17922名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中,近一半可能不知道父母在服刑;约3/4的父母在孩子探监时未告知自身犯罪、服刑情况。

为此,红苹果特意开办了线上课程,想让家长理解为什么要对孩子说实话、怎么引导孩子理解并接受现实。林敏明会告诉家长,有些孩子长大后才知道真相,反而会更加生气,“即便是孩子,也有知情权。”

另一方面,预防服刑人员子女犯罪也是一个重要课题。2006年司法部的调研结果显示,这一群体的犯罪率远远高于未成年人的整体犯罪率。林敏明说,他和工作人员分析过服刑人员的犯罪原因,发现近一半人的犯罪根源在于生活贫困、亲情缺失、教育不足,“服刑人员的孩子也面临着同样问题。”

2015年冬天,傅雪兰到一个男孩家家访,在村里转了一圈没找到,无功而返。3个月后,她再到村里寻找男孩,才发现男孩已经因为盗窃摩托车被收押了。

根据红苹果2018年的调研,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中超过1/5存在触犯法律的行为,超过1/5存在网瘾、烟瘾、酒瘾等不良嗜好;存在心理问题的孩子更多,约占总数的30%。

在张淑琴的印象里,刚接到太阳村的孩子会有各种各样的问题,“一般孩子有的毛病他们都有,甚至更多。”有的孩子不讲卫生,不剪指甲,脖子黑得要命;有的孩子喜欢打架,会用棍子打破其他孩子的头;有的孩子会偷东西,甚至会翻访客的包……

为了改变这些不良习惯,张淑琴会每天检查个人卫生,不洗脖子的孩子脖子干净了就奖励一袋奶,遇到不剪指甲的小孩就打三下手掌心。为了防止孩子们打架,太阳村在周末组织了很多活动,比如接待、餐厅服务、指挥车辆等,还开设了二胡、手工、绘画等兴趣班。只要让孩子们动起来,他们就没了打架的时间和精力。

对于犯错的孩子,太阳村也有惩戒措施,比如面壁、打扫卫生、蹲马步等。如果一个孩子很爱打篮球,他的惩罚可能就是别人打球时,他在旁边看着。

“前三个月是纠正调整的最好时机。三个月后,大多数孩子的问题都有改善。”张淑琴说。

社会还不够宽容

6岁的小爱(化名)是红苹果的帮扶对象,每年享受2000元经济援助,也参加过“穿墙引线”亲情拓展营。此外,红苹果每年还会到小爱家家访两次,以了解孩子的生活、学习情况。

在新年的第一轮寒潮中,红苹果再次来到小爱家,不仅带来了大米和食用油,还为小爱准备了两本童话书。小爱圆圆的脸蛋上长着一双明亮的大眼睛,穿了一件粉色羊羔毛外套,刚看到红苹果的白色商务车,就从门口躲到了二层的房间。

缝合没有父母的童年|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民间救助25年

1月7日,小爱得了感冒,在家中吃药。新京报记者郑新洽摄

小姨说,小爱妈妈5年前被带走时,公安局就开了一辆白色商务车,当着小爱的面,妈妈被戴上手铐押走了。从那以后,每次看到白色商务车和穿警服的人,小爱都会躲起来,这已经成了孩子的习惯。

据林敏明观察,不少服刑人员子女都有心理阴影,还要承受外界的歧视。司法部2006年的调研结果也显示,如果父母都在服刑,孩子的生活状况将受到严重威胁。

2014年林敏明家访时,发现一个男孩手臂上、后背上都是铅笔、小刀划出的伤痕,问他怎么回事,他却不敢说。从邻居口中,林敏明得知伤口是男孩班上的同学划的,同学们叫他“犯人的孩子”。

为了掌握服刑人员子女在校情况,也为了更好地保护他们,林敏明试图推动一个项目。他请老师们每周抽出半小时,一对一和孩子谈心,每谈心一次,老师可以得到50元补助。

通过家长,林敏明要到了100位老师的电话,向他们表达了自己的想法,但最终答应的只有5人。说到这里,这个中年男人流下了眼泪,“你能想象吗?只有5个人。而且有的老师说话非常难听,其他孩子都关心不过来,怎么关心这些孩子?”

童年遭受的歧视、“服刑人员子女”的标签,有时会伴随孩子一生,让他们难以走出阴影。张淑琴就遇到过这样的事,两个在太阳村长大的孩子相识、相爱,最终走进了婚姻的殿堂,但婚礼上,他们却不希望张淑琴出现。

婚礼前,男孩找人给张淑琴捎了话,“张奶奶,你能不能不要参加我的婚礼?”张淑琴很伤心,却能理解孩子的顾虑,“我一去,就证明他是在太阳村长大的。孩子们还不够勇敢,社会还不够宽容。”

她把预先准备好的一对戒指托人转交给新郎新娘,关上手机,大哭了一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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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张淑琴和孩子们在陕西三原太阳村。图片/受访者供图

“对于这些孩子,我不要求特殊照顾他们,但至少不能让他们被边缘化,他们应该得到和其他孩子一样的平等对待。”林敏明说。

新京报记者李桂韩沁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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