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的外文楼在靠近西大门的位置，楼前有几棵硕大的银杏树，凛冬已至，树上的叶子已簌簌落光，和正午的阳光一起铺在白色木栏围住的圆弧里。

曾经，常常会有一位头发花白、衣着素朴的老教授路过此地，他的目的地在外文楼二楼的印尼语教研室，退休后的他经常受邀到那里参加各种会议。

他是孔远志，是我国的印尼国情研究专家，也是中国与东南亚文化交流研究的先锋。在印尼国情研究、中印（尼）关系史和中印（尼）文化交流史研究方面成果颇丰，声名卓著。著有《印度尼西亚语发展史》、《印度尼西亚文体学》、《东南亚考察论郑和》（合著）等学术著作20余部。

1961年，他在北大东方语言文学系毕业后开始留校任教，直至2001年8月光荣退休。2006年，他获得了印尼驻华大使颁发的“促进印尼、中国的友好与合作贡献奖”，他称，这是给予北大所有为印尼研究事业努力的师生最欣慰的肯定。

而现在，斑驳的银杏树影下再也不见了那个夹着书匆匆而过的身影。孔远志教授连同银杏树上这一季满冠的金黄一起消逝在了2020年的冬夜。

孔教授生前照片。受访者供图

向书贩学习闽南语借词

孔远志1937年生于上海，19岁考入北京大学东方语言文学系印尼语专业，开启了与印尼语言和文化交织长达半个世纪的学术生涯。

他对印尼语的热爱，正开始于考入北京大学的那一年。当时，“印尼国父”苏加诺到访中国，在一次演讲中，其语言魅力和个人魅力，深深打动了端坐在台下的孔远志。

1961年，孔远志在北大东方语言文学系毕业后开始留校任教，任教三年后前往雅加达印度尼西亚大学文学系进修。当时，他每月的零用钱只有8元人民币，雅加达每日骄阳如火，但他宁可步行也不愿意乘坐公共汽车，只为剩下钱来购买书籍。

书店的新书很贵，他就常去逛路边的旧书摊。有一次他发现一本很喜欢的印尼文小说，问书贩多少钱，书贩回答：“Gocap。”“Gocap”读为“高匝”，在闽南话里，表示50的意思，书贩看其打扮判断为中国人，就用闽南语借词交流，以为他能听懂。

回去打听后才知道，在印尼语中有不少是闽南语借词。其后，孔远志开始搜集这些闽南语借词，他翻阅印尼书报和文献，多次到闽南和印尼进行实地考察，请教当地居民，共找出1000多个类似印证着中印文化交融的借词。

这些词汇虽不是印尼官方语言，但已然成为印尼人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1986年，孔远志在访问荷兰莱顿大学期间，专门撰写了一篇名为《马来—印尼语中的汉语借词》论文，得到印尼研究专家、荷兰莱顿大学教授德欧的高度评价。

2006年，孔远志教授获印尼驻华大使颁发的“促进印尼、中国的友好与合作贡献奖”。受访者供图

爬旗杆升上国旗

在孔远志到达印尼进修的第二年，遇到了历史上著名的印尼“九三零”事件。

据史料记载，1965年9月30日，印尼的拉提夫上校和乌坦上校率领一批陆军军官，逮捕了6名军方将领，强迫苏加诺总统解散国会。时任印尼陆军战略后备部队司令的苏哈托浑水摸鱼，宣称这是一次“共产主义政变”，迅速平息政变，并窃取了国家最高权力。

次年3月11日，苏哈托宣读了一份“命令书”，宣告“在军方的拥戴下”出任印尼“代总统”。军权在握的苏哈托宣布印尼共产党是非法组织，开始在全国进行“清共运动”。这一运动除了导致大量共产党员被杀以外，也导致大量华人被当作共产党员处决。

随着社会形势的骤变，包括孔远志在内的一起躲到中国驻印尼大使馆避难留学生们，共同经历了暴徒冲进中国驻印尼大使馆中的打、砸、抢事件。使馆工作人员让留学生们跑到楼上的房间，用柜子把门顶住，然后藏在桌下。

暴徒砸坏了使馆内国旗的升降器，为了让国旗在大使馆内正常升起，在暴徒不断向使馆内投掷爆燃物的情况下，孔远志不顾安危，爬上旗杆，让国旗升上高空。

“安全下来后，他与国旗留下一张合影，这是爸爸最珍藏的一张照片。”孔远志的女儿孔涛告诉记者，她根本无从想象父亲在那种危险的环境下，是如何爬上20米高的国旗旗杆。

到1966年，孔远志才得以回国。此后的1967年到1990年，中国与印度尼西亚断交23年。加上国内形势的变化，学校被迫停课停学，学习印尼语的土壤一度遭到破坏，印尼语的相关书籍资料也不能得到补给。

但这一切并没有让孔远志等学者隔断对印尼语的学习和研究。等形势好转，局面恢复平静，在季羡林先生的号召下，学者们一个又一个钻进学术堆里，拿出一个个学术成果，重新拱筑起中外交流的桥梁。

孔教授的著作。受访者供图

“怕时间不够用”

等到1990年中国与印度尼西亚恢复建交后，孔远志每年会拜托自己在印尼的朋友给他寄报纸杂志，每年都要寄来几十公斤。

“他会一页一页地翻看，有一些单词、好的语句等会剪下来整理成册，”与孔远志共事30余年的教授张玉安介绍，这些报纸被利用完成后会成摞成摞地堆放在孔远志家狭小的客厅里，时不时再找出来翻阅。

因为学校教研室数量有限，孔远志的很多学术研究都是在家中完成的。一开始一家人住在只有十几平米的职工宿舍里，孩子们在看电视时，他就伏在一旁的餐桌上翻阅资料；当家人都外出时，他会搬一个小板凳把床沿当书桌静心投入工作中。

“勤勉”、“投入”是孔远志带给身边人的共同印象。张玉安回忆，他常见孔远志随时随地掏出小本子记东西，包括开会的时候，走路的时候，甚至吃饭的时候。

孔涛说，小时候她就好奇“爸爸为什么不喜欢看电视节目”，也有人经常问起父亲为什么不休息一下，父亲回答“怕时间不够用，在我最好的年纪，因为那个时代，我已经错失过很多学习钻研的机会了。”

一直追赶着时间的孔远志，终于把自己追成了迄今为止在印尼语专业历史上学术成果数量和质量最为丰硕的学者之一。

他的专著、译著、合著、参著、参编等出版物多达数十种；他能够熟练使用中文、印尼文、马来文、英文等多种语言进行学术写作；在中国-印尼文化交流、郑和研究、华侨华人、印尼宗教等多个领域都有他的学术成果；他的印尼语著作在印尼当地被出版印刷；他的《Silang BudayaTiongkok Indonesia》、《Pelayaran Zheng He dan AlamMelayu》、《Muslim Tionghoa Cheng Ho: MisteriPerjalananMuhibah di Nusantara》等多本学术专著被世界多所著名大学及研究机构收为馆藏。

2008年，时任印尼总统苏西洛访华时曾到北京大学发表演讲，孔远志将自己其中一本著作《Silang BudayaTiongkok Indonesia》赠予了苏西洛总统。

孔远志的学生罗杰说，作为“九三零”事件的亲历者，孔远志赠书，是殷切希望促进两国官方及民间相互了解，切莫重蹈覆辙。

孔远志教授和妻子杨康善赴澳出席女儿孔涛的博士毕业典礼。受访者供图

最好的告别

孔远志前后曾18次往返印尼进行学术研究和实地考察，次数比他回上海老家还多。在生活中，印尼和印尼语占据了他大部分精力。送女儿去幼儿园的路上会自言自语地练习印尼语；在大学的印尼文献报刊选读课上声情并茂地用印尼语朗读；在与印尼朋友相见时用印尼语侃侃而谈……

“爸爸没有印尼华侨那样的‘母语优势’，但他口语丝毫不差。我听爸爸讲的印尼语是那样的好听，那样的有魅力，从中我可以感受到他真的很热爱这门语言，热爱那个拥有着上万座岛屿的国家……还有它的文化……”孔涛一边哽咽一边回忆起曾经无数个父亲在讲印尼语的瞬间。

1995年，孔涛考入北京大学时正好遇到每四年才会招生一次的印度尼西亚语专业再次纳新，没有父亲的干预，她自己主动选择了印尼语。在她做出决定后父亲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带她去了印度尼西亚。

在印度尼西亚的一个月里，父亲只在初到印尼的第一周和她在一起，但并没有把他认知中的印尼语、印尼人、印尼文化、宗教、美食描述给孔涛，所有关于印尼的一切都让孔涛从近乎一张白纸出发通过自己的所见所闻绘上自己感知到的色彩。

在接下来的两三周里，孔远志把孔涛交由自己在印尼当地的朋友，拜托他们带着孔涛穿梭、融入进印尼的不同城市、不同岛屿，“爸爸说，讲语言的人是生动的；这门语言衍生出来的文化同样是生动的。所以，我们需要融入到那个语境中真切地感受它，而不是仅仅局限于书本上对字符的认识。”孔涛说，父亲让她亲眼看到一个鲜活的国家，和一门语言所拥有的鲜活的生命。

毕生研究“鲜活”印尼语言和文化的孔远志教授，于2020年12月2日，因病医治无效，告别在他的耄耋之年。据医院的护工讲，在孔教授还能用语言交流的时候，他会在表达时吐露出几句印尼语或者英文。

“在父亲逝世的第二天，我们举行了家庭告别仪式，这是父亲生前所嘱托的，这是我们同他最好的告别。”孔涛说，父亲给她留下了温暖与力量，他现在的缺席是一种更高形式的在场。

明年夏天，银杏树上的叶子会再次繁茂，只是在某个下过雨的午后，再也不会出现一位老教授骑自行车经过未名湖畔、路过银杏树下，他那揣进口袋中若隐若现的小笔记本，还有被挽起的裤腿上夹着的几只深色小夹子，都是他个人独特的标识。

新京报记者薄其雨

校对李立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