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高义。图/新京报网

文|徐立凡

据《新京报》报道，北京时间12月21日，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发表推文称，我们怀着悲痛的心情宣布，前主任傅高义去世。据悉，傅高义于当地时间20日去世，享年90岁。

当日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发布数条推特，对傅高义的去世表示哀悼。其推文称，“知道傅高义去世的消息后，我很悲痛。他是一名杰出的中国问题研究学者，也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他一生致力于增进中美两国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为中美人民友谊和中美关系做出了重要贡献。他针对中国问题的见解对学术领域和整个世界来说，都有着不可估量的价值。”

作为哈佛大学费正清学派的代表人物，傅高义对中国、日本、韩国也多有研究。他的《日本第一》等著作名噪一时。他被认为是极少数精通中日两国历史的西方学者之一。

傅高义不是线性的历史叙述者，而是在研究中注入了社会学、组织学角度。由此，其研究更加具有现实意义和比较意义。比如，他对于日本的研究，丰富了人们对一个东方成熟的现代化社会的认知，而这种认知可以反诸于观察中国的现代化进程。

对于中国读者来说，傅高义得以享有盛誉，大多源于他耗时10年，于2010年出版的研究中国的巨著《邓小平时代》。这本书被认为是“迄今为止中国惊人而坎坷的经济改革之路的最全面的记录”。他因此被称作“中国先生”。

傅高义之所以获得这个评价，是因为他从1961年起就开始研究中国，历时近60年。可以说，他跟踪了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大部分历程。当代西方学者少有像他这样的人，对于中国现代化进程的艰难、代价有深刻的理解，这种理解反映在《邓小平时代》里，就是傅高义对邓小平的盛赞。

正如他所说：“在改善这么多人生活水平方面，20世纪中有任何其他领导人比邓小平做得更多吗？在20世纪，有哪个领导者对世界历史产生这样巨大而长久的影响力？”

一些批评者认为，傅高义对于中国、日本的研究著作有过度褒扬之嫌。的确，傅高义的写作少有一般权威著作的理性视角和学术高度，而带有传统叙事的特点。但这一特点源自他的双重考量：一则，他的书是写给中学生、普通人看的；二则，他以历史结果为评价标准。这也决定了他对于中国现代化发展不吝赞扬。

我们今天纪念傅高义，是因为他记录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而且不惮于注入感情色彩。他有意摆脱了西方视角的叙事体系，这在具有冷战式思维的人看来，是一种“脱序”之举。但这种“脱序”正是完整认识中国与西方关系的应有起点。

我们今天纪念傅高义，还因为他即使到了晚年，依然积极为维护中美关系鼓与呼。他多次强调美国应该认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取得的成就。这种姿态在一些人看来是过于“入世”，但“入世”何尝不是一个学者应该承担的责任。

傅高义虽然去世了，但可以肯定，人们不会忘记这位“中国先生”的记录。这不仅是因为傅高义的书“说了中国好话”，更在于他的书反映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对于正在行进的历史，傅高义体现了一个学者的诚实。

□徐立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