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金基德凭借《圣殇》拿下威尼斯电影节最佳影片金狮奖，实现了韩国电影在欧洲三大电影节上零的突破。金基德的国际声誉达到顶峰之后便呈抛物线状急速下降，风格过于抑郁、作品口碑差、性丑闻等因素困扰着他。

他的作品风格极简，关注社会边缘人物，内容充斥着大量性、暴力、血腥元素，自始至终都被排斥在韩国商业主流导演之外，尽管在西方有大量拥趸，但韩国本土观众对他的片子并不买账，经常恶语相向，“金基德是可以贱卖自己女人的恶棍”。他也回应道：“即使我现在死去，我也会马上得到人们的重新评判，甚至是那些讨厌我、否定我的人。我知道，他们会争先恐后地转变态度，重新解读我的电影。”

父亲不在家的时候，是他最快乐的时光

金基德从小害怕父亲，特别是在餐桌上。给父亲递餐具，稍有不慎，夹杂着咒骂的咆哮便会袭来，“小王八蛋，长大后还能干啥？”无常的谩骂日复一日在餐桌上上演，令金基德深感不安，他通常只是胡乱扒拉一口饭便匆匆离开餐桌，肚子实在饿了，便在后菜园里偷拔一颗白菜充饥。少年的金基德就是这样想尽一切办法逃避父亲。他特别喜欢家中院子里的土屋厕所，那是他小时候逃避父亲谩骂唯一可以利用的空间。

在金基德眼中，父亲就像高高在上的皇帝，不时用震耳欲聋的声音向他发号施令，以至于小时候的金基德连开门和关门都要小心翼翼。

父亲每周都要去首尔的一家药店抓药，他的病对金基德来说似乎是一种安慰，父亲不在家的时候，是他最快乐的时光。

为了大哥的学业方便，金基德9岁时，一家从南部老家搬到了首尔附近居住，但背井离乡的结果换来的是失望，大哥被学校开除了，那一天，父亲对两兄弟说：“看来你们都不是学习的料儿，为了将来好有立身之地，还是早点去工厂学技术以后当厂长吧”。金基德必须无条件服从，初中没毕业就辍学了，从此开始了漫长的工厂生活。

20岁时，为了远离父亲，金基德自愿报名去了训练和生存环境以严酷著称的海兵队，本来以为进入了避难所，没想到真的入了伍，才知道那里的压抑和暴力绝不亚于父亲。5年之后，金基德退伍，拿起画笔，坚持画画。当时韩国社会的主流价值观是，大学毕业后就职三星、现代等大企业，而后渐渐融入中产阶级，但金基德所有学历教育加起来都写不够一页纸，别说进大企业无门，根本就是毫无立足之地。30岁时，自卑感加上期望再次逃离父亲的想法，让他毅然决定远赴法国深造美术。

三年后，金基德回国，偶然看到电影振兴公社贴出的剧本征集启事，于是开始尝试用三个月时间，写一出以法国生活为背景的故事。虽然最终落选了，但不甘心的金基德，报名参加了为期一年的剧作家培训课程，结业时，他写的《画家和死囚犯》获得大奖，拿到奖金100万韩元后，他和朋友喝酒庆祝，一天花个精光。入行前两年，写作并没有给金基德带来丝毫收入，他一边写剧本，一边仍以画画为收入主业，每月大约有百万韩元进账。但这样让金基德倍感疲惫，有一天，他折断画笔，下狠心要在剧本创作上走出一条路。之后凭借剧本《二次曝光》《非法穿越》又拿到大奖。

《收件人不详》剧照。

金基德的父亲亲历过朝鲜战争，当时他全身几处枪伤，之后的几十年一直承受着后遗症带来的病痛，生活也因此变得索然无味。在海兵队服役时，金基德曾投稿《护国文艺》，依父亲参加朝鲜战争的真实故事为蓝本写了1000多页的非虚构类文学剧本，标题为“父亲的战争”。对于父亲的经历，金基德既无法憎恨他，也无法讨厌他，因为他也是受害者。在电影《收件人不详》（2001）中，治歆和父亲便是金基德与父亲的自画像。

父亲之前一直坚持每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纪念日）给国务总理写信，大致内容无非是要求国家再次做出补偿。但几十年来，他不断上访得到的回复只有冰冷的四个字：无据可查。或许，父亲将从国家那里受到的伤害和愤怒一股脑转嫁到孩子们身上。然而，金基德当导演之后，父亲对儿子的态度有所转变，生活中唯一的乐趣便是有一个当导演的儿子，逢人便说：“知道金基德导演吗？他是我儿子，我还没好好教训这小子，他就长大了……”

你们有信心绝不看金基德电影吗？

金基德说，他身上与生俱来有一种懦弱。十五六岁时，拿着1000元去商店买900元的东西，他总是踌躇再三，当店家找给他100元零钱时，不知为何，他总会感觉抱歉。更小的时候，母亲给100元让他跑腿买东西，他总是希望要买的东西不多不少，刚好100元，这样就不用找零，看商店主人的脸色了。他对去商店常常心存畏惧，有一种受虐意识的妄想症，这很大程度上源于父亲“不要给别人添一丝麻烦“这样的压抑性教育。直到现在，他还遵照父亲的命令生活，尽可能不给别人添麻烦，就像他电影中的主人公，所有人的存在都像是为自怜和忍受煎熬而代言。虽然每个人都有追求快乐的权利，但若快乐源自他人的痛苦，那便是不可以的，他宁可自虐。

《春夏秋冬又一春》剧照。

《春夏秋冬又一春》中有一个场面，小和尚抓住青蛙，在它身上漆画，这是金基德小时候经常玩的小把戏，将抓住的青蛙涂上色彩后放书桌上，他会觉得这件作品很漂亮。《漂流欲室》中，同样有虐杀动物——电鱼的场面，这些都和他小时候的情绪很接近，是对自身痛苦的转换，将自己的痛苦和烦闷发泄到比自己更柔弱的动物身上。

正因为如此，金基德的作品中总是充斥着大量性、暴力、血腥等变态元素。《收件人不详》中女孩刺瞎自己的眼睛，《莫比乌斯》中的母子乱伦，《漂流欲室》中女人将鱼钩塞进自己的下体，电影在威尼斯放映时，引起一些观众当场呕吐、晕倒。

虽然金基德的电影在欧洲三大电影节都有所斩获，深得西方观众喜欢，但他的作品在韩国本土却不太受待见，“墙内开花墙外香”。针对他电影中的各种禁忌元素，韩国观众一片咒骂：“这简直是以性器为中心的男性主义再现银幕”、“金基德是可以贱卖自己女人的恶棍”、“金基德从未爱过人，也不曾被人爱过”。

在金基德看来，爱情或许是动物本能的一种回归，它应该是在消灭类似理性、道德性、社会地位和阶级之后，才开始的一种纯粹的情感。他电影中的情感大多挑战着伦理禁忌，将爱情最本能的状态呈现了出来。

金基德导演。

对于那些恶语批评者，金基德曾霸气回应：“你们有信心绝不看金基德电影吗？虽然这样说多少有些难为情，但我敢肯定，即使我现在死去，我也会马上得到人们的重新评判，甚至是那些讨厌我、否定我的人。我知道，他们会争先恐后地转变态度，重新解读我的电影。也许有人会说我不知天高地厚，可能我是有些自满或傲慢，但我并不为此感到羞愧。”

金基德的太太是他在法国时交往的笔友，1993年金基德一回韩国，两人就马上结了婚。对于自己选择的婚姻，金基德从未后悔过，只是多少有些抱歉。因为他在电影中某些行为极端的表达爱情的镜头，妻子也根本无法理解。金基德承认，自己不是那种拥有普遍思考方式的人，因为他的工作就是用理性探索人的内心，引发人们深藏不露的情感。他妻子在这方面完全是个普通人，金基德也无法一一向她解释自己的影像用意。从这点来说，金基德觉得“我们之间是悲剧，为此，我感到痛心”。

别人推杯换盏时，我宁愿构思下个故事

十七八岁的时候，金基德在工厂工作，为了提高工作效率孜孜不倦的钻研制造新工具，原来最灵巧的女工不停劳作一天最多生产60个部件，但他从电器商行买来零件，拆拆装装制造的一台机器，一天就能生产两三百个。他年纪轻轻就当了厂长。

这种超高的工作效率，在金基德当了导演之后依旧保持着。别的导演也许历经三年也不见得能拍出一部电影，他则是一年一部，甚至一年两部，多快好省，《空房间》16天拍完，《撒玛利亚女孩》只拍了11天。他的动力可以说是一种习惯、生存本能，也是金基德的父亲对子女的苛刻教导——“不许玩，快做事”最正面的回应。

《空房间》剧照。

一般人拍摄制作电影的程序是：策划一部影片时，先从喝酒聊天开始，在吃吃喝喝中虚掷了很多时间，等找到投资后再动手。金基德不是，他从来都是冷静从容的准备自己所需要的东西，即使没有制作人，他也常常外出勘景，他对电影制作可能性的高低并没有期待心理，只是享受那个创作过程。

他特别厌恶在人际关系上浪费时间，不做那些为了利用人脉迎来送往，消费能量的无用之事。在他人勾肩搭背，推杯换盏之际，他宁愿独自为下一个故事构思而苦恼。对他而言，导演就是在某种体制内的一名劳动者，需要不断地秀些东西给人家看，而并非那种有闲情逸致来享受浪漫和风流的职业。

他不相信在酒精和烟草的熏染下，会有更好的表达意象出现。与其这样，还不如出去散散步。他喜欢走路，漫无目的、边走边想是他的创作和生活方式。他经常会随性走进一家影院看一场毫无预期的电影，观影过程中，兴许会忽然有些形象跃入脑中，与正在看的电影完全无关。比如，他正在看一部好莱坞动作片，看着看着，某一瞬间脑海中会一跃而出《春夏秋冬又一春》中“小和尚”的模样，每逢此时，他就会毫不客气地放任自己在影院里一睡了之。半梦半醒间，电影人物似乎在四次元的空间彼此对话，无数空间中的形象彼此交叉混合，彼此冲撞。

《圣殇》海报。

2012年，金基德携《圣殇》参加威尼斯电影节。当时国产片《告诉他们，我乘白鹤去了》入围了威尼斯电影节“地平线单元”，导演李睿珺和为该片做海外代理的孙宁在颁奖礼见到了金基德，当时《圣殇》拿下最佳影片金狮奖。据孙宁回忆，金基德2011年凭借自问自答式纪录片电影《阿里郎》获得戛纳电影节“一种关注大奖”，并在戛纳颁奖礼上唱了“阿里郎”这首歌。威尼斯颁奖典礼时，主持人调侃让金基德再唱一遍，金基德又唱了一遍。金基德曾表示《阿里郎》这部电影，实际上确实是在和自己搏斗的一个电影。至于片名由来他也郑重解释，“阿里郎这个单词我有在韩国网站上检索过，它到底是什么意思，我发现阿里郎这几个字，分开每个字的意思，大概有自觉、自省、自己觉醒这样的意思。”

后来，电影节闭幕，大家都拖着行李在码头登船离岛，金基德只身一人，没有行李，只有一个电影节发的印有白色狮子的黑色布袋，里面装着昨晚刚擒获的金狮奖杯。

新京报记者滕朝

编辑黄嘉龄校对刘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