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扬州大学文学院举行纪念汪曾祺先生诞辰百年笔谈

中国社会科学网讯（记者吴楠）汪曾祺，1920年3月5日-1997年5月16日，江苏扬州高邮人，著名小说家、散文家、戏剧家，是京派作家的代表人物，被誉为我国“抒情的人道主义者”“中国最后一个纯粹的文人”“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代表作有《受戒》《沙家浜》《大淖记事》《黄油烙饼》等。

为纪念汪曾祺先生诞辰100周年，坐落于其故乡所在地区扬州的扬州大学文学院近日组织纪念汪曾祺先生诞辰百年笔谈，邀请该院师生在文章中谈了他们眼中的汪曾祺，共同走近汪曾祺先生，走进汪曾祺先生的文学世界。

在这里，读者可以发现汪曾祺在江苏文坛的影响与接受，可以明了归有光等古代散文传统对他小说散文化的影响，可以更为深刻地读懂他大巧若拙、大辩若讷的文学境界，感受他对故乡扬州的浓浓深情，还可以感受到汪老笔下那高尚、闪耀的民族美德与文化力量，以及他对苦难平静旷达的心态和他积极乐观、富有诗意的文学人生。现摘选部分观点以飨读者，更多内容可查阅3月9日《中国社会科学报》。

汪曾祺短篇小说：思索、情感与智慧

扬州大学文学院教授徐德明副教授刘恋

如果短篇小说有所谓本质，汪曾祺的本质便是他自家的。汪曾祺小说人物智慧不是哲学，也不是现成思想，而是人物经验浸透在深厚积累的文化中，自觉累积形成传统却不如儒道释自明。浸透是说深植地方，人物于其中充分汲取精粹，文化细致渗透于毛孔中，由是人物卓立。这智慧在一般常识之上，民间的智慧是在行业知识基础上出神入化地掌控、运用乃至再创造，小说叙述内容看似展示风俗民情，其实用意在给某种秉承特殊专长的人以智慧土壤。

汪曾祺所写情感是中国/扬州/高邮人情。它可以是司马迁“人情莫不贪生恶死，念父母，顾妻子”，更多是《金瓶梅》《红楼梦》人情小说的饮食男女，汪曾祺小说不避男女雅俗已如上述。写饮食贫富荤素不易，《金瓶梅》西门庆鲥鱼吃不完会做成糟鱼，《红楼梦》妙玉泡茶、刘姥姥惊艳贾府的茄子，汪曾祺笔下有许多俗食。他懂吃、好吃、会吃，爱吃知味会做而精于此道才能称好吃，特色往往在吃一方土宜，譬如《異稟》王二摊子上的熟食切得“薄可透亮”《鸡鸭名家》从鸭胗到“拙蛋/巧蛋”。不是士大夫自命高雅脱俗，而是和俗同光，俗得很雅致。

基于上述的生命形态与生活态度，汪曾祺表白“我所追求不是深刻，而是和谐”，其1980以后情感层面的追怀往事更显和谐。比较四十年代少了多元，《绿猫》那样把王子猷、杨四郎、卞之琳、梵高、吴尔芙古今中外各种艺术打成一片，很难不往复杂深刻处走。那以后，不容思索深刻，就和谐吧。我们承认，这也是汪曾祺的智慧！

一笔春秋人间草木

扬州大学文学院教授张堂会博士舒跃

汪曾祺是京派最后余绪，文风冲淡，笔下万物皆有慈悲品格；取材范围包含众生，他写昆明，写西南联大，写坝上朔方，写生活的一角一落：吃、喝、住、行。家里的孩子称呼他为“老头儿”，“多年父子成兄弟”是他对家庭俚俗的最高追求，于是乎老头儿的大多喜好、形象都会跃然纸上：北京人的提笼架鸟，对童稚学开公交志向的鼓励、宠爱，以及《葡萄月令》诸类中的草木风物等等。众所周知的是，他写这些生活散文的时候已经客居北京多年，这些作品多没有早期《复仇》中的锐气浮露，代之的是对于人间世情的一份体察与笃定，这份态度多似一份淡然和来自生命深处浑然自成的乐观，也许还有见过惊涛骇浪后的幸存。

每个作家都有自己挚爱的一方热土，画地为牢，不愿遁逃太远。汪曾祺在文字中很少提及她的名字，但她的身影总是在作品里或明或暗，我们知道，那里是高邮，那里是扬州。他写不够那里。

汪先生不折不扣是一个游子，少小离家，老大未归。扬州和北京，一者是家乡可后来成了远方；一者是晚年的客居埋骨之地，远方后来便成了家乡。加之中间过渡的昆明，三座城市在品格上成为互文，一扬二益的倦懒，皇城根儿下的宠辱不惊，以及昆明的金马碧鸡，如果说相似，就是对于平凡的青睐和把玩。这好似和先生的文风相似，乐观自在，闲看花开花落，却又有些许不同，因为总有一层像雾像雨的潮湿。

汪曾祺小说的散文化及其传统探源

扬州大学文学院教授王澄霞

汪曾祺先生的小说是散文化小说的代表，他本人一直认为短篇小说应该有一点散文诗的成分，坚信这两种文体的“分界处只有一道篱笆，并无墙壁”。考察汪曾祺小说散文化倾向的成因，沈从文先生的影响自不必说，中国文学传统特别是明代归有光的影响确乎其大。汪曾祺在其《小传》里明言“中国的古代作家里，我喜爱明代的归有光。”在回顾个人成长和创作历程的《自报家门》一文中表述得更为具体。

汪曾祺散文化小说所聚焦的都是凡俗琐事与庸众日常，而非庙堂国是宏大题材。小说人物五行八作三教九流，这些升斗小民芸芸众生，组成了汪曾祺笔下的形象系列，他们的休戚痛痒悲欣荣枯，乃至一笑一颦一日三餐，都是汪曾祺小说表现的内容或主题。

淡化故事情节，着意风俗民情，注重营造情调，是汪曾祺散文化小说的又一特点。汪曾祺的短篇小说有故事性，但不注重故事情节的跌宕起伏，他甚至反对情节上的刻意经营设计，推崇像《项脊轩志》那样不事雕饰，“风行水上，涣为文章”。

汪曾祺与当代江苏文坛关系考辩

扬州大学文学院博士刘新林

汪曾祺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当代江苏文坛，这个问题颇值得探究。江苏作家中，师承汪曾祺的不在少数，受其影响的那就更多了。汪曾祺的接受，特别是在江苏文坛的接受，与文学潮流、社会风气的迁延有关，与作家交游、地域文化有关，也与特定时期文学刊物的举措分不开。

汪曾祺在《雨花》发表的第一篇小说是《异秉》。《异秉》挑战了主流文学趣味，改变了《雨花》的编辑志趣，支持了汪曾祺的及时复出。其后，汪曾祺在《雨花》发表的有《故乡人》《晚饭花》《日规》《故乡的食物》。作品不多，却各具意义。《故乡人》和《晚饭花》分别是一组小小说，写的都是故乡人和故乡事，它们读起来像散文的小说文体。《日规》写的是西南联大的故事，它是汪曾祺在叶至诚重回《雨花》后发表的第一篇小说。与《日规》相仿，《故乡的食物》《白相人面孔》也是投桃报李式的应召品。

作家并非“个人化”的，其重要性在于与前后两代作家的联系，在于历史和传统中的位置，汪曾祺的重要性也应作如是观。汪曾祺于八十年代横空出世，其“寡合特异”处已彰显出古典与现代的特质。问题是，这些特质又怎样和当代联系起来？如果说要为江苏文坛树立起当代传统，由“探求者”及其同人与汪曾祺所共同开创的一种有着鲜明的地域风格的文学风尚，正可以作如是解。而细心爬梳史料，分析文本，在前辈与后进之间寻找到更多的联系，不失为一种有意义的文学研究。

民族美德与人道主义文化力量

——重读汪曾祺小说《大淖记事》

扬州大学文学院研究生周云龙

我认为，汪老在《大淖记事》文本深层所要表达的内容，就是以具备纯良人性之美和顽强生命状态的诗意世界的构建，展示一种强大稳固的民族美德及其人道主义文化力量，这种美德能够包容外在世界的诸如暴力、物欲、天灾、情变等种种灾祸，并以其强大的人道主义文化力量促进个体生命的进步。悲剧事件的发生往往是现代人唯恐避之不及的，但在《大淖记事》中，汪曾祺便是这样简单明了、平静自然的描绘了它们的发生，并用稳固的民族美德和文化力量去包容、化解其中的仇恨、难过、痛苦、恓惶。在这里，汪曾祺所要表现的正是“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的向往——善良美丽、勤劳耐苦、顽强坚韧的民族美德，以及融化其中的强大的文化力量。这是一种深刻的人道主义精神，其中更有中华民族温良恭俭、自强不息的文脉传承。

再把眼光拿到当下吧。我们赞美汪曾祺的小说充溢着“中国味儿”，正因为他对优秀传统文化的挚爱，在创作上追求回到现实主义，回到民族传统中去。在语言上着力运用中国味儿的语言，并在小说作品中流溢出美质，聚焦于民族心灵和性灵的发现，以近乎虔诚的态度书写民族的传统美德。在《大淖记事》中，我们沉醉于民族美德，更感动于背后的人道主义文化力量。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文化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汪老小说《大淖记事》中所展现的民族美德和清澈温暖、稳固强大的人道主义文化力量，具有弥足珍贵的指导意义。在汪老诞辰100周年纪念日，我们应纪念的更是这种人道主义的高尚和传承；而通过重读《大淖记事》，我们也更深入地感受到汪老笔下那高尚、闪耀的民族美德与文化力量。这使我们骄傲于我们的优良传统，更推动我们不断思考、坚定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