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述前两种理由存在一个共同问题，就是对盗窃信用卡的行为在刑法上的性质界定有误。无论是事后不可罚行为还是牵连犯，都必须以前行为单独构成犯罪为前提，而仅仅盗窃信用卡的行为并不必然构成犯罪。以吸收犯理论进行解释同样存在障碍。吸收犯中之所以一个行为能够吸收其他行为，是因为这些行为属于实施某种犯罪的同一过程，前行为是后行为的必经阶段，后行为是前行为发展的自然结果。但从存在论意义上分析，究竟何谓“同一犯罪过程”“必经阶段”“自然结果”等，并不明确。而且，究竟为何盗窃行为是主行为、使用行为是从行为，上述观点也未给出合理的解释。相反，一种有力的主张可能是，使用行为才是使权利人遭受财产损失的行为，是主行为。

法律拟制的观点证成。法律拟制与注意规定，可以根据某条款不存在与存在情况下得出的结论是否相同进行区分。对于某案件事实，如果在某条款不存在的情况下，根据规定和刑法原理会得出与适用该条款不同的结论，则该条款为法律拟制，反之为注意规定。如果没有刑法第196条第3款规定，盗窃信用卡并使用的行为应当认定为信用卡诈骗罪。财产犯罪的本质在于对财产所有权的侵害，因此，财物的取得行为才是赖以定性的基本构成行为。既然单纯盗窃信用卡的行为并不构成盗窃罪，并非实施了窃取信用卡卡片的行为就实际控制了卡片内的资金。为了获得财物，行为人还必须实施积极的欺骗行为，没有这些欺骗行为，信用卡所代表的财产权利就不会成为现实。因此，从整体看，行为人正是通过冒用行为才取得了财产，冒用行为是决定行为人盗窃信用卡并使用行为构成犯罪的关键，根据刑法第196条第1款第3项规定，应当认定为信用卡诈骗罪。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盗窃信用卡并使用的行为之所以要被认定为盗窃罪，并非根据刑法原理所得出的结论，而是刑法第196条第3款的特殊规定所致。由此可见，该条款属于法律拟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