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司法局公证工作管理处工作人员次亚楠出面回应称，如果涉及撤销委托书，老人们可以直接去方正公证处要求撤销。如果撤销公证书，必须符合撤销的条件，要求签公证的几方当事人要同时去。

老人们提出质疑：作为涉嫌诈骗一方的放款方，怎么可能同意撤销合同?

次亚楠表示，现在，北京市司法局也做不了主，因为这是有法律规定的。“出了这事北京市司法局压力也很大。现在有一个东风就是，中央北京市委都重视这个事情了。”

8月17日，方正公证处副主任杨和平在与维权老人的见面会上也表示，方正公证处正在整顿，有房子正在被执行的老人，赶快提出复查，方正公证处登记在案后，会尽量去法院协调暂停或中止执行。

北京市司法系统干部杨琦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从法律角度看，即便可以中止执行，双方的债权债务关系还是成立的。所以，对于借款合同上约定的借款，老人们还是要还。如果到最后没有钱来偿还，可能还要卖房还钱。“从民事角度是解不开的，中止执行也只是缓兵之计，最后借款关系还是成立，老人们还是背着巨大债务。”

对于受害者向方正提出的撤销公证书的诉求，杨琦认为，由于委托卖房的公证是单方行为，可以单方撤销(实际是重新做一个公证，公证内容是撤销之前的委托)。但是涉及具有强制执行效力的借款合同的公证书，因为有合同双方当事人，要尊重双方意愿，单方不能撤销。

“将老人房子出售的是放高利贷的金主，如果能证实受托人、出借人、购房人存在诈骗行为，才能从根本上保住受害者的财产。”杨琦说。

他指出，在法治社会，人人要对自己的签字负责，这也是这类案子的难点所在。现在的骗子们太懂法律了，而法律只能依照证据来认定事实。只有刑事上的定性，才能突破这些合法文书的效力。

“这个案子想根本解决，可能只能依靠公安机关破案，没有其他路径。这些法律文书的效力解不开，民事上也解不开。”杨琦说，个别公证员会贴着法律边缘或法律底线走，没过界就没违法。“如果《公证法》里规定公证过程必须有录音录像，就会留下一些文字之外的证据。而现在的法律只认签字，老头老太就会比较被动了。”

杨琦认为，《公证法》还有完善的空间。既然公证文书具有了特殊的法律效力，那整个过程也应当是特殊的，对公证处也可以有一些特殊的要求，比如强制要求整个过程必须录音、录像等。

而公证行业管理混乱、相关法律制度不完善的背后，是中国公证体制改革在过去十多年停滞不前的沉疴。目前，中国的公证处多种体制并存，权义边界不清，这为相关法律制度的完善设置了障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