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认为六合法院的判决未达到预期的结果。判决忽视和回避了一些事实，譬如，被告之一一直到第三次开庭时才说出此拍卖并未真正完成，并以“行业市场规矩”来作为辩解理由，为什么不在庭审之初就给予拍卖真相？既然拍卖没有成功，为什么到现在一直还以一千万拍卖成功的新闻公诸于世。

又譬如，被告之二在没有任何充分理由的情况下，把“文稿”来源从本来说是某个人收藏家朋友，改为从某个连名字都记不得的文化市场购买，而法庭对这些显然的疑问背后的事实未予追查，直接认定了拍卖公司对手稿的宣传、展览以及拍卖的合法性。因此我们认为有必要通过二审对几次庭审过程中的疑点作进一步的澄清。

南京经典的拍卖图录上展示了茅盾手稿

澎湃新闻： 对法庭判决结果主要有哪些异议？

沈韦宁： 因为案子脉路错综复杂，许多的专业问题还有待于律师来解答。除了上面所提到的，关于是否是遗失物的描述也无法让人折服。

对于手稿是不是遗失物的认定，直接关系到被告之二可不可以委托拍卖，也关系到被告之一该不该接受委托进行拍卖，我们认为一审法院对这个事实没有审理清楚。尽管年代已久，但从茅盾的签名、杂志社的发稿签等证据足以证明，手稿当时的持有者，要么是人民文学杂志社，要么是茅盾本人，而他们都没有过将手稿移交给第三方的记录，在这种情况下，手稿是遗失之后落到被告之二手中已是不争的事实，一审法院为什么不让被告证明手稿不是遗失物，却让原告证明被告是非法获得呢？

在这个焦点上，在被告始终不出席庭审，仅由代理律师含糊其辞地表达“从xx收藏家所得”，后又改成“从文化市场所得”，同时并未被要求提供可靠证据的情况下，法庭却给予了“是合理的合法所得”这样的结论是否太过牵强？对于被告之间诸多不符合拍卖规则要求，被我们质疑拍卖真实性和合法性的做法，法庭在判决中也是一笔带过，避重就轻。实在无法接受。

当时刊发手稿的《人民文学》发稿签

澎湃新闻： 此前有否茅盾作品被拍卖的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