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此，两年。“我觉得在处理这些案件的时候，我虽然是律师身份，但做得最多的事情却是安抚情绪，更像一个心理医生。”徐冰燕陈述着她两年来的心理变化，“我总是不得不向受害家庭解释为什么他们不能主张赔偿精神损失，为什么侵害人坐几年牢就出来了，而他们的孩子或许要为此背负一生的阴影。为什么会这样？他们总是这样问我。”

那起案件，徐冰燕最后为受害家庭申请了2万元司法救助。“是‘救助’，不是‘赔偿’。”说完，她突然问我，“你觉得我要不要去读一个心理学课程？”

这件事徐冰燕已经考虑了很久，其实检察院有向受害人提供免费的心理治疗，“但受害人拒绝接受。相比之下，他们至少还愿意跟我沟通。”

被触怒的

父亲侵害女儿案，竟成为他人谈资

徐冰燕的手机总是24小时开机，以便受害人随时能找到她，尽管问题常常与法律无关。“有一阵子我总是在半夜接到一位母亲的电话，反复问我她是不是做错了。”

这是一起尚未完全办结的性侵案，徐冰燕被委托代理申请撤销受害人父亲的监护资格——因为受害人的亲生父亲就是侵害人。

“这在法律上几乎没有难度，就是走程序，难的是做母亲的。”徐冰燕第一次流露出个人情绪，显得有些愤怒和懊恼。

她的愤怒和懊恼来自于——事情原本可以不这么糟糕。“案件前期处理得非常到位，抓捕是晚上进行的，把影响控制在最小，但在案件移送之后发生了泄密。”徐冰燕说，“他们所居住的社区、孩子所在的学校，传得沸沸扬扬，还有些看热闹的邻居、甚至小女孩的同龄人主动去撩拨这对受尽伤害的母女。应该被保护的受害方，事实上却被孤立了。”

乱伦，这个叩问社会基本伦理的词汇，就这样成了他人口中的谈资，反复伤害着受害人。如果早知道报警是这样的结果，受害人还会不会选择报警？

“我是不是做错了？”这位母亲反复问徐冰燕，因为所有人都在怪她。

“如果不报警事情还是会爆发。”徐冰燕说，从女孩的口述来看，被母亲发现后报警的这次性侵已经不是第一次，“而且侵害人并不认为自己有错。”

她至今仍清楚地记得第一次庭审现场的情景。“他就坐在我对面，隔着桌子，相距不过两米，40多岁，对犯罪过程的口述很平静。”回忆过程中徐冰燕忍不住说了好几次她“特别不能接受”，因为侵害人并不认为自己有错，“女孩母亲告诉我，他曾辩解说反正女儿大了也要给别人的，不如给他。”她简直不敢相信这是一位父亲口中说出来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