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期间，李树达等三位老人到北京电视台录制了《生活广角》栏目，讲述各自遭遇。节目中，北京某著名律师事务所的高级合伙人律师承诺，“你们三个人的官司，我免费为你们代理。”

下了节目，老人们找到这名律师。律师表示，你们的案子比较复杂，刑事、民事加在一起，一家要你们28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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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广行动”

并非所有老人都想通过法律途径维权。

2016年国庆期间，李凌来到一个叫田新颜的人家中。到达时，田家已经坐了一屋子老人。田新颜从2014年便加入广艳彬的“理财”项目并不断拉人。她曾告诉其他老人，自己赚来的钱已在北京、深圳各添置了一套房产。但2016年春节过后，广艳彬曾多次向老人们表示：自己的资金链已然断裂。

“我当时的想法是，咱们得联合在一起报案。因为报案必须人多。”李凌向南方周末记者讲述，但聊着聊着，老人们的话头就不对了。

“他们说自己都拿了钱，不能报案。然后就开始商量，怎么再发展其他人把广艳彬（资金）的窟窿堵上，自己就可以踩着别人出去。大家基本上都赞同了。”

从田新颜家出来，北京正下着雨。李凌的心情糟糕至极。

事实上，当初被广艳彬拉拢的老人，有着不同的层级和角色。为广艳彬介绍生意的老人，多数可以从中获利。有的按人头提成，每拉一人拿两三万；有的按比例提成，多的可以拿到“理财”金额的5%；有的甚至作为中间人，分别与广艳彬和下家的老人签合同，克扣下家应得的利息。

当然，也有人只是希望与亲友分享赚钱机会，比如张培。看到她突然变得慷慨大方甚至出国旅游，王奕龙等人也加入进来。以至于后来在共同维权时，李凌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替母亲道歉。

同年10月，张雪飞也参加了类似的聚会。一个自称“老梁”的人召集了十几位70岁左右的老人——其中8人的房子已被过户，相约在广安门附近的一个酒店包房里见面。大家谁也不点菜，坐在一起喝水，没多久就被酒店轰了出来。

“会议”随即在大街上召开。张雪飞回忆，“老梁的宗旨就是，你找公安，公安不会给你房；你找媒体，媒体不会给你房。唯一能帮你把房子拿回来的只有广艳彬，所以我们不能报案，必须保护他。得保护他的行踪，不能让别人知道他去哪、住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