剥洋葱：所以你从小就生活在“要上大学”的氛围中?

张泽群：其实并不是，我父母只是模模糊糊给我指引了一个大方向，但基本上没怎么干涉过我，没给我下达过“一定要上某某大学”的指令，没让我承受过大的学习压力。中学开始，大院里礼堂每周放三次电影，一晚上放两部，我经常泡在里头。别人都在看书、学习时，我看了各种各样的老电影。高考恢复后，社会上已经开始有“不考大学没有出路”的观念，但父母亲从没逼我去学习，有时我父母还会主动去帮我拿电影票。我的童年和少年时光过得非常愉快，成了老电影的“骨灰粉”，为此我特别感谢我父母。

剥洋葱：除了看电影，中小学时还有什么经历?

张泽群：我从小就喜欢文艺，是学校里的文艺积极分子。从我小学开始，学校里就有宣传队，很多孩子小学时还参加，上中学后就陆续退出了，但我还愿意参加。有天晚上我和我父亲说在学校复习功课，其实是偷偷跑去排练节目了，我父亲知道后也不骂我，只是说：“你要是喜欢排练就去，又不是干什么坏事儿，不用撒谎。”

初中时，有些孩子就立志要考大学，开始看更高年级的课本。我仍旧没觉得有什么压力，后来才慢慢感受到。

剥洋葱：什么时候开始感受到这种压力?

张泽群：1981年高一要结束时。那时候高中只读两年，高二就要面临分班、高考了，我才发现自己的成绩真的落下了，已经跟不上其他同学。我开始准备复习，到了高二最后一个学期，我17岁，知道自己成绩不好，可能考不上大学了，才开始想：将来怎么办?

周围有一些没考上大学的年轻人，只能进入街道或单位组织的社会服务社，等待分配工作，说白了就是瞎晃悠。我觉得这是一件挺可怕的事儿，没有一份固定工作。等到我也可能面临这种状况时，才有点慌了。我就是不想在社会上瞎晃悠。

张泽群曾4次参加高考。

谈四次高考

“第三次高考失败后差点放弃”

剥洋葱：什么时候开始想要报考北京广播学院?

张泽群：我知道文化成绩不行，就开始想着“走捷径”，或者能上个大专也知足了。我尝试过“招飞”，结果第一次体检就不合格，原因是没见过色谱被判色弱。回家后我哭了一场，一扇门被堵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