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年在四川下乡的薛道华，所在公社1976年获得两个推荐上大学的指标，一个给了他，另一个给了某休养院副院长的孩子。实际录取时，薛道华上大学的名额被休养院另一副院长的子女顶替，他被安排到成都无线电机械学校，结果当时县文教局局长的女儿也要上学，又把薛道华挤到了“中师”——温江地区师范学校。开学时，薛道华抱怨了一句：“我填写的大学录取表，怎么会录取到中师？我有点想不通。”第二天，他的中师录取通知书也被收走了。

高考恢复，给了大家公平起点

1977年，在邓小平的决策下，停滞十年的高考终于恢复。

这年的冬天，500多万年龄介于18-30岁的青年从农村、工厂、牧区、学校和机关，涌向考场。1978年7月，又有600多万人参加高考。这其中，就有李强。恢复高考，重新告诉人们，可以通过个人努力改变自己的命运。

李强：恢复高考前，全社会当时都处于一种阶级斗争的状态，人才怎么培养呢？整个社会非常迷茫。包括我自己在内的很多年轻人没有目标。我是77年底从黑龙江下乡回到北京，因为没有关系，就在家里等着街道办给分配工作。我是78年初才知道恢复高考，特别激动，终于有了人生的目标。当年7月就参加了高考，考入了人民大学。恢复高考，实际上给社会树立一个目标，告诉大家，考试制度是一个公正选拔人才的机制。因为在此之前通行的原则是"唯成分论"，红五类、黑五类，个人的前途不掌握在自己手里，而是取决于你的父母、你的家庭背景。一个"不良"的家庭出身，就要注定你一生坎坷的命运。恢复高考，用"分数论"打破了"成分论"。因为它至少给大家一个相对公平的起点。

1977年12月11日，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批考生精神抖擞迈入考场

李强：中国是个人情社会，如果不用分数去衡量，就会有无数的办法找关系“走后门”，使得无法公平公正选拔人才。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高考抵制了人情社会，学生凭自己的奋斗变成最重要的。不管你是否出生于穷乡僻壤，是否有社会地位，只要考分高了，就会被录取。到现在为止，尽管我们提出说高考有很多的缺点，没有办法综合性考察人才，但是它在一件事情上，做到了公平公正。就是，全体中国人在考分面前，人人平等。这是一个公正的理念，对中国社会意义特别大。

“恢复高考制度至今已经40年。从1977年高考录取率不足4%，到现在50%左右，这样的变化也使中国的高等教育从精英教育进入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在这样一个背景下，我们要反思，高考改革该怎样适应时代发展？我建议高考恢复全国统一命题，并取消加分。调查研究数据证明，这样做会更有利于考生们公平竞争，更有利于防止权力寻租或腐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