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这样的人家工作是最难做的。”鲁容乡纪委书记吴建雄告诉记者。吴建雄出生在农村，读完大学后开始在乡镇工作，今年是他工作的第六个年头，但是他却感觉工作压力一年比一年大。

易地扶贫搬迁讲究的是自愿，为了不舍下任何一户困难群众，打消他们的种种疑虑和顾虑，吴建雄他们想了很多办法，比如组织观房团，政府联系一辆车拉着村民代表去安置点看房子，或者让已经搬过去顺利脱贫的群众去做说客等。最慢但是最有效的方法，就是轮流来村里做工作，一次不行两次，两次不行三次，直到把政策解释清楚，让群众心里慢慢有底气。

“有时候也憋屈，很多群众对于国家的扶贫政策还是不太理解，比如我们有专项扶贫资金，这是用来授之以渔的，但是一些困难群众以为这就是国家给他们的‘鱼’，应该把钱直接给他们自由支配。”吴建雄说。

对着记者，扶贫干部们将心里的烦恼和盘托出。“很多时候，我们着急，我们拼命在做工作，但是更多时候都是群众抄起手来等着看，在观望。”吴建雄说。

“像这个村子，我们来了很多次了，现在很多人的态度从‘坚决不搬’变为‘大家都搬我就搬吧’。”纳翁村驻村干部苏刊说。

苏刊说，即便态度有所转变也不能掉以轻心，不到搬家的那一天，村民的思想动态不稳定，时刻可能反悔。

“工作只能是做细才有效果，对于不愿搬迁的村民，我们只能采取车轮战术，一次又一次的来。”吴建雄说。

“搬出去之后政府并不是就不管了，至少会给每户人家找一份工作，小孩子上学也都有安排，我们要做的工作就是将政策解释清楚，解释透。”韦川说。

正值下午，纳翁村上傍组里静悄悄，除了记者跟村干部聊天的声音，只有牛羊的叫声最响亮，几乎看不到年轻人的身影。少数几个在家的青壮年，都多少有点残疾，因为找不到打工机会才在家务农。

“我们这几年也引进一些项目，种植百香果、红心火龙果等经济作物，政府补贴利息让银行贷款支持村民创业，希望有些在外打工的年轻人能够回来，虽然回家来做工可能比在外赚得少一点。但是能顾家，照顾老人孩子，还是有很多人回来的。”吴建雄说。

“很多时候，还是要指望年轻人去做家里老人的工作。不过记者同志，我们这个地方虽然老一辈穷、没文化，但是大家都重视下一代的教育，这就证明群众心里都有脱贫致富的渴望，我们能做的就是把这种渴望更多的激发出来。”韦川说。

韦川告诉记者，布依族妇女基本有绣花的手艺，她们这些用于日常生活的本事其实也具备商业价值，有政府的帮扶，在城里站稳脚跟，没有想象得那么难。

而彻底拔掉致贫病根，确保精准扶贫成效何尝不需要这些基层干部们的“绣花功夫”？“钉子户”们的思想顾虑，还需要他们一趟趟的跑来谈心才能消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