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大多数职场或学校性侵事件也都是发生在类似的权力结构不平等的关系中，如职场性骚扰的侵害人往往是位高权重的领导，而受害人则大多是初入职场两年内的年轻女性。正是因为这种权力结构的不平等，使得受害人遭受权力者性侵后很容易被要挟，使她们更难以报告出来。

也正是因为前两个因素，性侵犯罪同时也具有模糊性的特点。受害人遭遇性侵时基本上都发生在封闭的私人空间，而施暴者又是拥有权力的熟人，这就使得事件即便报告出去也很容易产生歧义。第三者难以区分和甄别到底是受害人所诉说的“强奸”是真相，还是施暴者所描述的“性讹诈”是真相。

毋庸置疑，熟人、权力者和模糊性这三个主要因素就使得大多数遭受性侵的受害人选择了缄默，独自忍受和承受由此而带来的创伤和痛苦。不仅如此，对于性侵事件的受害人，她们在遭遇侵害后把受到性侵害的过程细节说出来，并提供相应证据，还很可能与施暴者一次又一次地质证，这些过程不啻是再往受害人的创口上撒一把盐，使她们遭受更多的煎熬。

所以，社会也好，媒体也好，都应该更多地关怀和支持那些遭受过性侵，沉默的大多数受害人。她们身边的老师、父母以及同学、同事、亲友只是察觉了她们的情绪困扰，或者消沉沮丧，可能都未必知道她们曾经遭受过什么。从立法的角度，从心理辅导的角度，关怀和支持那些沉默的，大多数性侵受害人我们社会还有太多工作需要去做。

□唐映红（心理学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