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6月湖南高院做出终审裁定，维持了永州中院对妹妹的死刑判决。看守所叫我带着全家老小，去见妹妹“最后一面”。我俩在看守所视频对话，我安慰她，说还没到最后一步，还有死刑复核。我明显感到她的失望，但她又反过来安慰我们，说我们已经尽力了。

她很后悔，说后悔当初没听我的话，应该跟我一起去广东打工，而不是在永州开这样组织他人卖淫的店，说走错一步，一生都毁了。

死刑复核期间，我们和周军辉等几个被告人的家属，一起去最高法递交申诉材料，之后就回家等信。虽然律师说复核不会过，但也不知是不是在宽慰，始终放心不下。等了一年多，就又准备去北京。其实去也做不了什么，只是心里踏实点。

2014年6月，看守所打来电话，说死刑复核没被核准，案子发回湖南高院重审。全家这才稍稍松了口气。

重审开庭时，我和爸妈都去了。当时父亲刚做完肺气肿手术，身上还插着管子。医生劝他不要去，他不听。无论怎么判，妹妹将被送往外地监狱。父亲那时已67岁，又坐不得车，或许这就是父女俩今生最后一面。我们就借来轮椅推着父亲去旁听。后来妹妹被判无期到长沙服刑，父女俩也再没见过。

妹妹去长沙后，我去看过两次。最近一次是今年6月，她状态还行，说自己正在监狱里努力劳动，争取减刑。每个月她会给家里打个电话，偶尔写信。她在2016年11月的来信中说，已经申报了减刑，正在等结果。

前不久她生日，我们还托管教带话，说家人记得她生日。

误信已被执行死刑哥哥瘫在地上

死刑开始复核的时候，爸妈都觉得肯定死定了，常在家里哭。我也觉得自己没用，但又觉得最高法肯定能把住最后一关，死刑通不过。可一旦核准，执行就是几天之内的事。

复核期间某一天的一个上午，我接到另一名被告人母亲的电话，她说听人讲妹妹已被枪决了。信源来自本地一位“消息灵通人士”，我信以为真，一屁股坐在了地上，啥也说不上来。

一旁的老婆和儿子正为买文具争执不休，我一怒之下，差点动手打老婆。她问我怎么了，我也不说话，只默默流泪。过了几分钟，我才反应过来，给看守所打电话。恰巧管教当天休假，要第二天才能问妹妹的事。

我根本就等不及，和朋友立即赶去看守所问个究竟。看守所说妹妹还在，我不信。他们没办法，把妹妹带出来，跟我通了个电话，听到妹妹的声音，我一下就哭了。心想她怎么会突然就被枪决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