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殿林对自己的合伙人有更江湖气的称呼“拜把兄弟”，在广州“暗访”人血白蛋白造假时被对方识破，他的两个拜把兄弟险些被对方打死。

“有一次打假牙膏，我们被几十个操着铁棍子的人围殴。我们6个人在医院急诊室里躺了一排，有个兄弟胳膊肿的和腿一样粗。”刘殿林承认，在最初打假时由于自己性格冲动，造成了不少危险，连累了不少“兄弟”。

震动最大的一起案件发生于2003年，当年12月13日，“民间调查员”黄立荣在偷拍、监视紫禁城国医馆老板时被发现，被活活打死后抛尸。

被十几个彪形大汉堵着要求“谈谈”，对于“职业打假人”来说司空见惯。

“那是风险没有控制好。”谈到打假人受到暴力袭击，王海说，为了保护自己，他有一些“规矩”。“比如一些水果摊、小商店缺斤短两，我会提醒他们，但不会真‘打’。”王海说，“‘兔子急了会咬人’。”

除了在公众面前永远不肯摘下的墨镜外，王海还用“大众脸”、当过兵等标准招募打假人员，这也几乎成了所有打假公司招募员工的标准。

而当发生“职业打假人”因打假受伤、被追究刑事责任等情况时，其他打假人会采取各种“声援”行动来“抱团取暖”。

除了要面对造假人的威胁外，“职业打假人”还必须学会处理与行政执法部门、司法部门的关系。“我们严格按照法律程序进行投诉，如果出现行政执法部门地方保护、不作为，那我们就会坚决告它。”王海说，这样的官司每个“职业打假人”都打过。

“收钱噤声”是行内通行的潜规则，在与企业私下达成协议后，打假人不会将企业的不良行为公之于众。“没有不透风的墙，如果企业不改，会一拨一拨来打假，企业承受不住自然会改。”王海说。打假人认为，打假人群体的监督和企业“花钱买平安”后的自律行为可以保证打假的效果。

在“职业打假人”周围，还伴生有“线人”群体，他们有可能是问题企业的员工，也有可能是同业者、竞争对手，在获得赔偿后，打假人要按照事先约定的比例与“线人”分享赔偿金。

是非：道义放两旁，利字摆中间？

“2004年我收入两千多万元，交税200多万元。”刘殿林说。凭借对法律的钻研以及聪明的头脑，20年后当年的一部分“老炮儿”成为“先富起来”的人而受到追捧。

但光鲜难以掩盖“职业打假人”因逐利而不可避免的“原罪”，随着更多良莠不齐的人投身这个行当，这些不光彩的东西被愈加放大。

一些“职业打假人”被问题企业收买，收了“保护费”后，任由企业继续生产、销售问题产品；有的打假人用造假的手段向雇佣他们的品牌公司索要奖金。

杨连弟曾目睹过一起令人啼笑皆非的“维权”：“几个人在超市里说货架上的果冻有过期的，连钱都没交就要求超市赔偿五千元钱物权还没有发生转移，相当于用超市的东西向超市索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