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类历史长河中，中华文明与拉美文明沿着各自轨迹，演绎出绚烂的古代文明史。直到１５６５年的一天，借助一条从菲律宾驶往墨西哥的大帆船，两大文明有明确记载地相遇了。

此后的２５０年间，数百趟从马尼拉出发的大帆船，装载着中国商品，劈波斩浪四个月，扬帆远航几万里，源源不断地抵达墨西哥阿卡普尔科港。沿着这条穿越太平洋的海上商路，中华文明与拉美文明在互通互利互学互鉴中从历史走进今天，留下无数的文明交往印记。

“中国船”改变港口

世界史把这段持续了两个半世纪的跨洋贸易称作“马尼拉大帆船”贸易。但在当时，拉美本土商人更习惯将这些每年定期抵达的大帆船称作“中国商船”或“丝船”，因为船上绝大多数商品都来自中国。每年大帆船出发前，都会有几十艘从中国驶往菲律宾的商船，为大帆船提供远航贸易的商品。

１７世纪西班牙史学者安东尼奥·德·莫尔加记载了一份抵达马尼拉的中国商船货物清单：“大束生丝；素色和彩色精美天鹅绒；织有金银丝的浮花锦缎；绫罗、平纹绸和各色衣料；亚麻布制品；白棉布匹；嵌有玻璃珠和小珍珠的马饰；硝石、火药；面粉、橘子、桃子、梨、生姜、水果蜜饯；腌猪肉、腌鸡、栗子、胡桃；水牛、形似天鹅的鹅、马、骡、驴；会说话唱歌及逗趣的提笼鸟……种种稀见之物，如果都要提到，我将永远写不完，也没有这么多纸张来写。”

１９世纪初，在阿卡普尔科港，德国地理学者亚历山大·冯·洪堡目睹了另一幕盛况。“当‘中国商船’即将到岸的消息传来，从奇尔潘辛戈通往（１００多公里外的）阿卡普尔科的路上，到处都是行色匆匆的商人。他们争先恐后地抢购来自东方的心仪商品……很多货物等不及从麻袋中取出就被售卖一空。”

《墨西哥资本主义史·起源（１５２１－１７６３）》记载，“中国商船”让阿卡普尔科港在短短数年间从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渔村发展成为太平洋东岸最繁忙的都市；由于运输大量中国商品，从阿卡普尔科港通向墨西哥城的道路被称为“中国之路”……

“中国风”掀起潮流

带有鲜明中国特色文化的中国商品到达墨西哥后，被分销到巴拿马、秘鲁、智利、阿根廷等地，不仅催生当地消费习惯的变化，更带动那里文化的“消费升级”和审美的品味互鉴。

英国神甫托马斯·盖奇在游记中描述了１７世纪墨西哥民众对中国丝绸的推崇：不论男女，都穿得过分讲究，丝绸的衣料比呢料和布料用得还多。１８世纪西班牙学者豪尔赫·胡安和安东尼奥·德·乌略亚在拉美考察时发现，在一些官宦人家，连奴仆都要“身着蓝色或黄色灯笼裤再配上白色丝袜”以显示主人的地位。

中国瓷器也在拉美地区掀起了潮流。史料记载，１５７３年到达阿卡普尔科的两艘大帆船上共装载中国瓷器２．２３万件。当地名流对昂贵的中国瓷器大为追捧。１７世纪，巴西上层社会使用中国瓷器装饰房间，有时甚至将瓷器充当现金使用。中国制瓷工艺也在那个时期传入拉美。１８世纪末，墨西哥普埃布拉共有４６家制瓷工坊仿制中国青花瓷，并在东方美学和工艺基础上创造出塔拉维拉陶瓷器。

风筝、折扇、灯笼等中国手工艺品也受到追捧。１７６７年，运往阿卡普尔科的“圣卡洛斯”号大帆船上装载了一大批中国梳子，数量达到惊人的８万把。此外，来自东方的“斗鸡”游戏、燃放烟花等活动也在拉美多地生根，演化为当地休闲娱乐的习俗，一直延续到现在。

丝路缘自然延伸

跨洋贸易同样惠及中国。明清史志记载，明代初年苏州吴江县种植桑树约１８万株，“马尼拉大帆船”贸易开始后，种植量激增至数十万株。苏州、湖州、杭州等地的生丝、织锦、纱布、细丝、茧绸、缎子等细作行业也在那一时期迅速兴起。

福建漳州的海澄，本是一个小渔港。中国商品多从这里出海前往马尼拉，使得渔港快速发展成为各国商人往来洽谈的国际化港口。统计显示，１６３０年至１６３９年，从这里前往马尼拉的中国货船超过３００艘。

番薯、土豆、玉米、西红柿、辣椒、菠萝、番荔枝等美洲农产品也随跨洋贸易进入中国。徐光启在《农政全书》中列举了番薯产量大、易储藏、生熟可食、不怕虫害等种种好处，共称为“番薯十三胜”。他还指出番薯对缓解饥荒的重要作用，“甘薯所在，居人便足半年之粮”。乾隆曾两次下旨提倡种植番薯，使之成为当时重要的救荒粮。

一些原产拉美的植物则被收入中医药典。１６９２年，康熙身患疟疾，被西方传教士以产自南美安第斯山脉的金鸡纳霜治愈。后来，清代医学家赵学敏将这一药物收入《本草纲目拾遗》，推动了金鸡纳在民间的使用，即人们所熟悉的奎宁。

借助大帆船贸易，两千多年前开始的海上丝绸之路向东延伸到太平洋彼岸。从此，中国和拉美文明，经由这条海路，汇合融合。（记者赵晖 凌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