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方人士声称，贸易逆差的主要原因是美国的低储蓄率，再加上大规模的公共和民间借贷，两者吸引了外资涌入来弥补资金缺口。本质上说，中国和其他有大量对美贸易顺差的国家是在把钱借给美国，让美国能购买它们的出口商品。如果美国人增加储蓄或减少借贷，或者联邦政府准备实现预算平衡，那么中国的贸易顺差就会下降。然而美国的政策方向令问题进一步恶化，例如去年秋季对企业和富人大规模减税，造成了借贷爆炸性增长。不仅中国人这样看待这一问题，该观点同样得到了许多美国经济学家的支持，因为它符合基本的宏观经济理论。

处在政治光谱各个位置的美国评论人士声称，中国才是问题的所在，因为政府的过度干预使企业拥有不公平的优势。特朗普政府一位资深官员解释说：“我们有两种体系，这两种体系本来应在2001年中国加入WTO后互相靠拢，形成两个市场经济体。而我们所看到的，却是中国更加庞大的非市场经济，这种结构性差异威胁了美国的经济繁荣与国家安全。”此言在两个方向上都是错的：中国其实已经在大步迈向市场主导型经济，而美国的私人垄断势力有所增加。美国并不如它自我介绍的那样，是自由市场经济的典范。

与人们的普遍认识相反，中国对待私人企业在许多方面比美国更加友好。比如，小型企业在中国扩张要自由得多，而在美国，越来越庞大的企业巨头驱逐或吞并了较小的竞争者。当中国在海外与无数高效率、廉价销售的企业成功竞争时，美国的领先行业却越来越受寻租行为的驱动，在“知识产权”的保护下通过高价产品获得收益。这不过是通过专利、商标和版权保护实现合法垄断的委婉说法。美国的软件、互联网、制药、娱乐和高科技公司绝对是靠着强制性垄断来捍卫它们高昂的价格。它们雇佣相对较少的普通工人，但是聘用大量训练有素且薪资不菲的工程师、律师、设计师和经理人，来开发高利润产品和营销策略。美国是后自由市场、后工业租借主义式的经济，与之竞争的是中国式的产业资本主义。它们是不同的体系，但这种不同有别于传统的描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