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比他国，瑞典女性入伍后选择更多。瑞典是最先允许女兵上潜艇的国家，女兵可以成为炮兵操作榴弹炮，可以入选皇家卫队。此前有媒体在记录驻阿富汗瑞典军队的生活时发现，瑞典女兵和男兵竟同吃同住同战斗。

值得一提的是，1980年，瑞典议会响应民众和政府呼吁，制定新《王位继承法》，赋予王室女性和男性同样的继承权，从而成为第一个宣布不论男女，长子(女)继承王位的君主制国家。

从漫漫抗争到输出“女权”

瑞典社会在性别平等方面表现突出，有其历史渊源。现代意义上的北欧女权运动实际发迹于20世纪初瑞典工业化以后。当时瑞典社会民主党通过合法选举上台后，一方面顺应整个欧洲的女权主义运动浪潮，另一方面为回应国内对生产力的呼唤，对妇女权益做了许多改革。1921年女性获得投票权和竞选公职的权利;1965年通过反对婚内强奸的法律。1998年，《禁止暴力伤害女性法》在瑞典生效，女性遭受的暴力和虐待可累积评估。

为消除歧视和保护每个人的平等权利，瑞典特别成立了一个名为“平等监察署”的机构，主要负责监督《反歧视法》的执行。该法禁止与性别、变性身份、性取向、种族等挂钩的歧视行为。此外，瑞典政府设立性别平等事务大臣，内阁中所有大臣都被要求确保性别平等观在本部和主责领域内主流化。

瑞典保障性别平等的另一特色是“育儿假”。在认识到男女不平等根源在于育婴育幼责任分摊不均后，1974年，瑞典成为世界上第一个用父母育儿假取代女性产假的国家。2002年育儿假增加到480天，其中390天可获得工资收入的80%，父母各自享受不可转让的两个月假期。去年，瑞典男性的产假增加到90天。

社会学家把性别平等看作瑞典进步的先决条件，它不仅仅是意识形态问题，也是经济问题，女性得以从家务琐事中解放，拥有更多工作机会。据统计，瑞典女性就业率属于欧盟最高水平。

瑞典政府也将自己定义为“世界上第一个女性主义政府”。这意味着将推动性别平等列为优先事宜，在政策制定和资源分配上确保投入。瑞典政府确实无愧这样的称号：在议会，女性议员比例为44%，远高于欧洲国家平均水平(28%);瑞典内阁也有多名女性。

瑞典同时是第一个奉行“女权主义外交政策”的国家，对于过去在性别平等问题上对世界政治的贡献，瑞典人感到十分骄傲，并拥有在新时代“再接再厉”，继续输出性别平等理念，领导世界性别平等事业的雄心壮志。当然，这种外交也给瑞典带来不少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