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青年报：弹劾贪官的阻力那么大，监察官为什么仍敢于进谏？

张晋藩：监察官品位虽低，但如有政绩，提拔很快。另外，儒家思想的熏陶对这些清官也有很大影响。“文死谏，武死战”，是作为官员的美德加以褒奖的。文官死于上谏，武将死在战场，官员由此得到忠名，家族世代以此为荣。

比如说，明正德皇帝想下江南，谏官劝他不要去，但他非去不可。于是，他就把这些谏官全部拉到午门外廷杖，光打死的就有几十个。但都这样了，这些谏官还是要谏阻，以表忠心。

古代反腐可借鉴之处：舆论、法律、制度

中国青年报：您认为，我国古代反腐制度的最大特色是什么？

张晋藩：我认为是惩贪奖廉并举。惩贪，使贪官畏惧，奖廉，在官员中树立典范。康熙曾说，于成龙天下清官第一。为什么要这么说？就是为了树立一个榜样。类似的还有诸葛亮、包公、海瑞等，都是活跃在历史舞台上的大清官。像戚继光做到大学士，晚年回乡，却没钱看病，还是地方官筹钱帮他请的医生。死的时候，只有十几本书和几件衣服。

所以说，反腐败首先是揪贪官，然后还要树立正面典范，让人们知道怎样做才是对的。如果惩贪后官员害怕，都不作为了，也是不应该的。这时候，奖廉就起作用了。

中国青年报：您认为，我国古代的反腐制度对当今有哪些可借鉴之处？

张晋藩：“以史为鉴，可知兴替”，反腐确实值得从历史上汲取经验。总的来说，就是舆论、法律、制度这三方面共同为治。

一是自上而下制造廉政舆论，起到惩贪奖廉的引导作用。

早在《周礼·天官冢宰》中，便提出“将廉为本”，以廉作为考察官府政绩的要点。皇帝、思想家们都重视宣传反腐的舆论。例如唐太宗说：“为主贪，必丧其国；为臣贪，必亡其身。”雍正帝说：“国之安危，全系官僚之贪廉。”明末清初著名思想家王夫之说：“贿赂之败国家，如鸩之必死，未有能生之者也。”

反腐的舆论，不仅深得民心，而且也体现了我国古代的廉政文化，起到了惩贪奖廉的引导作用。

二是古代惩贪有法可依。

惩贪立法是我国古代刑法的重要组成部分，使得惩治贪污有法可依，而且内容不断细化，反映了不同的时代特点。

我国古代最早的律法由舜时代的皋陶所造。在最古老的三大罪中，贪污就是其中之一。所谓“昏墨贼杀，皋陶之刑”也。以后历代法典中，贪污也都是重罪，且不断细化。如在唐朝，枉法赃十五匹，就判处绞刑。明清律还规定了事后受财、“家人求索”、“计赃科罪”等细目。清朝的《钦定台规》，是一部十分详备的监察法，这是同时期世界其他国家都没有的。

三是建立了遏制贪污犯罪的常态化制度：那就是考课与监察。

考课和监察是我国古代职官管理的两个重要环节：

考课，是对官吏才能、政绩的一种考核。我国古代在战国时期，就开始考课官吏，并逐渐制度化。根据考核的结果，分优劣等次，有功则赏，有罪则罚。即所谓的“有官必有课，有课必有赏。”考课中，每位官吏都力争考好，考好的会升官，考不好的甚至可能获罪，这对官吏起到了震慑作用。同时，考课制度的实行，也给官场带来了一些生气，有助于官僚队伍整体素质的提高。

至于监察，虽以察官为主要目标，但涉及的面较为宽泛，凡属国家纲纪、政策得失、机关运行、司法状况、官吏贤良与否，均在监察之列，是扼制官吏腐败的一道重要防线。

考课与监察，在古代是常行之制，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有些对今人很具有借鉴意义，值得深入研究和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