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立群，是南京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重症医学科副主任，在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她作为江苏第一批援湖北医疗队医疗组组长，和140多位队员一起，在大年初一当晚奔赴武汉，支援江夏区第一人民医院。

“医生不能只当勇士，还要当谋士。只有做好自我保护措施，才能更好地为病人治疗”，正式交接工作之后，孙立群手绘几十张草图，因地制宜，在原有建筑基础上，隔离出污染区、半污染区和清洁区，最大程度降低感染风险，快速疏解了医护人员的紧张情绪。

分区不清会造成医护人员感染

第一批江苏援湖北医疗队的驻地，离江夏区第一人民医院大概一公里。孙立群三十平的房间里，到处摊放着手写的工作安排、院感控制的手绘图。

国家要求组建援助武汉医疗队前，孙立群就已经给单位同事发了消息。

孙立群： 觉得这责无旁贷，因为我干了这种工作。

组队的消息，在农历除夕夜正式传来：大年初一下午出发。 来自南京、无锡、徐州、南通的148名队员在第二天凌晨到达武汉，孙立群是医疗组组长。 20多位医疗队队员支援武汉江夏区中医医院，孙立群等118人留在江夏区第一人民医院。

孙立群： 他们医院（江夏）最开始是一个，后来两个（病区）还有一个发热病房，得知我们要跟他们协作，它紧急就变成5个病区了。一层楼60张床，这就是一个病区。

一天的培训之后，医疗队与医院交接病区工作。

孙立群： 29号是正式工作，医护人员跟我说分区不清，我说这个不行。

记者： 分区不清的后果是什么？

孙立群： 医护人员传染。

防控一天没做起来，医护人员不安全！

病区是临时增扩的，达不到传染病隔离区划分要求。病房到医生办公区，用两个蓝色的半高布屏风做隔断，空气可以直接流通，有时候有推车过来，还要把屏风往里推一推。

一头短发，别在耳后，眼睛弯弯，口罩也挡不住温柔，进入工作状态，她又无比利落。孙立群以前是外科医生，之后又在ICU工作，很清楚院感控制的重要性。

孙立群： 防控一天没做起来，我的人不安全啊！ 我就是那种紧迫感啊，恨不得立竿见影，立刻就把这个都做好了。

孙立群拉着院感专家、环境消杀专家，一遍遍看现场、讨论。没有电脑绘图的条件，她自己拿张纸就开始手绘。

病区到医生办公室路线怎么安排？不同的区域怎样能有效隔离？她每时每刻都在琢磨思考。

孙立群： 大家刚来的时候就很紧张、焦虑、害怕，疫情对谁都是新的。大家都有压力，我怎么去协调？怎么能让大家在战略上蔑视它，在战术上重视它？我觉得我能做的不是靠说，是靠做，身体力行地去做。

三天后，原有的屏风被换成了四块隔挡。

孙立群： 这里面是污染区，是病房所在的地方，经过第一间的缓冲区，是我们脱防护服的地方……在医生办公室我们穿着隔离衣……从半污染区到清洁区之间又有一个缓冲……

她也是患者的定心丸

以往一通到底的空间，被分为污染区、半污染区和清洁区，各区域间的门左右错开，有效阻隔空气流通。医疗队更衣区也做了三区（污染区、半污染区、清洁区）两通道（出入两通道）设计。医院的电梯厅通过改造，增加紫外线消毒传递窗口。医护人员焦虑的情绪出现了拐点。

孙立群： 我天天就在临床忙碌，他们就觉得我在前面冲锋陷阵，就有定心丸了。

她是队员们的定心丸，也是ICU病房中二十多位患者的定心丸。

孙立群： 有五六个患者是轻症，说明我们治疗已经稳定住了——给他鼓鼓劲！我们也是病人眼里的专家，我跟一个病人讲的时候，隔壁床就一直在喊我，就巴不得我马上过来，赶紧跟他说两句话，病人也就有信心了，就踏实了。

一张同事拍摄的照片中，孙立群正带着其他医生在ICU给病人做超声波检查。她穿着厚厚的防护服，弯着腰，胯骨抵住病床的扶手，手拿着超声波探头探到最远，头又要扭向另一边盯着仪器屏幕。

孙立群： 其实我（南京）单位也是20多个病人，但用不着穿这么多，而且随时都可以进病房，现在就不行。每一个病人的呼吸机都要给他调，我一般查房，尤其是这种带呼吸机的病人，一站都是半个小时。等这一通干完了以后全都顺了，就可以放心看下一个病人了。

穿上白大褂和防护服，她有勇有谋。离开病人和病房，她却连自己眼镜的度数都记不清。消毒太频繁，眼镜片花了，干不了活，孙立群给自己的爱人打了来武汉后的第一个电话。

孙立群： 上次眼镜坏了，我整天消毒，眼镜糊掉了，啥也看不清了，我就紧急打电话让他把我配眼镜的度数告诉我。昨天晚上都快11点了，我老公说：“你现在宾馆有时间吗？如果可以的话，我给你通话。”我心想有什么急事吗？因为我们从来没通过话。他说也没什么事，我说我这干活。他说，好吧，我就挂了。

将责任与英勇一遍遍刻进自己的心里

出发前一天，孙立群转发了一篇医院的文章到朋友圈，标题是《我愿告别家人，迎着逆风去守护你》，没有人天生强大，医务工作者也只不过是将责任与英勇一遍遍刻进自己的心里。

孙立群： 我们这些人出来，其实就是奔着困难去的，这事有心理准备的，确实是责无旁贷。

总台央广记者：周益帆、姚东明、左艾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