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社北京11月1日电 题：没有终结的寻找——追寻川藏公路上的一位无名烈士
新华社记者魏董华
西藏昌都，怒江天险。一座特殊的桥墩，孤零零立在江边，如同一位战士独自驻守。
2018年，怒江之上第3座新桥通车。60多年前修筑的怒江桥已经拆除，为何独独保留了这座桥墩？
当地人说，桥墩里有一位战士的遗体。为了纪念这位烈士，这座特殊的桥墩被保留了下来。
这个战士是谁？当年究竟发生了什么？
为了逝者那不朽的名，在川藏、青藏公路建成通车65周年之际，我们开启了一段漫长的追寻。
追寻一名烈士，从一条天路开始
今天，很多汽车兵在经过怒江的这座桥墩时，都会按响喇叭，并点上一根烟，摇下车窗，投向窗外的峡谷。鸣笛和献烟，这个颇具仪式感的举动成为一种特别的致敬。
他们致敬的，正是桥墩里的这位烈士。
众口相传，当年修筑怒江桥时，这位战士因连续作业身体疲劳，不慎掉进10多米高、正在灌注水泥的桥墩里，混凝土迅速凝固，战友们想尽一切办法也未能将他救起，最后只得流着泪将他筑进了桥墩。
今天，许多年轻人热爱骑行或徒步于艰险的川藏线，将其作为一种苦修与历练。他们或许难以想象，他们脚下的这条天路，60多年前，竟是筑路者用血肉之躯和简陋工具开辟的。
1950年初，11万筑路大军挺进西藏。彼时，整个西藏12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没有一条公路。广袤的世界屋脊，仍沿袭着刀耕火种的落后生产方式。解放西藏，更要为西藏人民带去现代文明。担负解放西藏重任的十八军，同时担负起修筑进藏公路的重任。
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的一项重大“国家工程”，尽管当时国力极为有限。
一边是14座海拔超过4000米和两座海拔超过6000米的大山，数条地质断裂带，一边是钢钎、炸药，甚至常常连吃饭都无法保证的保障条件，世界屋脊上第一条公路就这样开建了。
11万筑路人，4年零8个月。1954年年底，川藏公路正式通车，公路建设中牺牲的3000多官兵和1000多藏汉民工，从此长眠于公路沿线。
全长2255公里的公路，平均每公里牺牲2人。
翻开这段修路史，也打开了一部光荣与牺牲史。
担任爆破任务的小炮班班长张福林在山间作业时被坠下的巨石砸中，伤势严重。醒来后，卫生员要给他打强心针，被这位战斗英雄拒绝，他说，我不行了，要为祖国节省一针药。
正在半山作业的某工兵团八连三排，脚下岩石轰然碎裂，整个排的战士跌入滚滚江水中。排长命令年轻的小战士顺着保险绳脱险，自己则被一个巨浪掀入江中而壮烈牺牲。
正在“老虎嘴”施工的一五七团六连二排遭遇突然暴发的泥石流，9名战士随着塌陷的路基坠入江中，被滔滔江水吞噬……
60多年后的今天，我们与一位位“老西藏”追忆这段历史，当年筑路的壮烈仍扑面而来。
在寻找一名烈士的路上，我们找到了无数的烈士。
他们的故事，一样壮烈。
寻找之路扑朔迷离
汽车拼了命爬上海拔4000多米的邦达机场，山顶最后几片云擦着乱石往峡谷滑去。踏上雪域高原，我们开启了寻找桥墩里英魂的旅程。
寻找的过程几经波折，桥墩里战士的身份也是扑朔迷离。
在邦达机场，我们找到了驻守过怒江大桥的部队。30岁的“老兵”杨涛说，他只知道，这里长眠的是一位十八军的战士，但更多的细节无从得知。
从杨涛17岁当兵来到怒江边开始，这个桥墩就像一名战友，不分白天黑夜地陪着他。“每年都会有退伍的老兵回来，站在桥墩边久久不愿离去。”杨涛说，清明节那天，守桥战士们会通过自己修的一个便道，从险峻的岩岸攀到桥墩旁，扫尘，献花，给这位无名的战友敬上一个军礼。
怒江天险，石谷狭窄且高，抬头掉帽，是被当地藏族群众称为“猴子难攀，野羊不敢下山喝水”的地方。当年，筑路部队被阻挡在咆哮的怒江东岸，千方百计数次渡江均未成功，一只橡皮艇被激流多次冲走。最终把钢丝绳拉过江去、架起便桥，施工大部队才得以开向西岸。
采访渐渐深入，这个口口相传的故事，出现了不同的版本。
60多岁的陈雪康曾在西藏昌都市交通局办公室工作。他的父亲当年曾参加川藏线上的修路民工队。他从桥梁结构的角度对烈士的身份和桥墩的年代提出了质疑。
他翻开《西藏交通公路史》，指着其中一段说，怒江大桥是一座长达87米、距江面33米高的“贝雷式”钢架桥，“当时的桥墩是木结构的。”
那么，这个水泥桥墩是何时出现的呢？陈雪康提醒我们，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原解放军基建工程兵852大队曾重修怒江大桥。
会不会是那个时候修的水泥桥墩？
我们又驱车来到八宿县城，找到一位82岁的藏族老人白玛江村。
老人回忆，当年怒江大桥通车后，他亲自走过，印象中并没有看到水泥桥墩。至于现在这座桥墩什么时候出现在那里，他也不知道。
扑朔的桥墩之谜，唯有一路追寻。
烈士的名字初现
从西藏回来后，通过各种线索，记者终于找到一名当年852大队的老兵。然而这位老兵说，当年他们来到怒江时，桥墩已经立在那里了。
一切又回到原点。
原解放军十八军军长张国华之女张小康的出现，让寻找有了转机。
张小康曾历时8年撰写《雪域长歌》一书，详尽记载了父辈与西藏的故事。书中也提到了桥墩的故事，但记述不尽翔实。
看到我们，张小康十分激动：“当年这件事一直记在心里，但始终没有核实清楚，让我们一起来找吧！”
几位十八军的老人共同确认了烈士牺牲的事实。
原十八军宣传部长夏川的儿子芦继兵，找到了父亲当年拍摄和收集的老照片。其中一张老照片上，当年十八军修的第一座怒江大桥是钢架桥身，下方赫然正是现在这座水泥桥墩；桥墩后方，还依稀可见木结构的桥墩。
芦继兵回忆，1953年国庆前夕，父亲带着国庆观礼团赴京，途经怒江大桥时拍了照，照片上还只是木结构的临时桥墩。1954年底，川藏线全线通车。“这个水泥桥墩应该是通车后，为了加固桥梁，重新修建的，时间应该是1954年到1955年期间。”
芦继兵还提供了一个重要线索——这位烈士可能是刘纪春。
这是他10年前在一个“老西藏”的回忆文章中偶然看到的。“这个事迹太震撼人了，当时我就马上把名字记录了下来，还写到了讲课用的课件中。”
遗憾的是，这么多年过去，他再也没有找到那份记载着烈士名字的回忆文章。
张小康和芦继兵通过多方查证，当年修建怒江桥的部队隶属于十八军54师，彼时工兵5团负责修建桥墩和架桥，162团负责炸山。这名战士应该来自工兵5团。
那是一座座无名的雪山
之后的数月时间里，我们不断寻访亲历者和他们的后人，希望能从他们那里得到一个可靠的印证。
然而，我们能找到的工兵5团的老人，大多已经离世，他们的子女对当年的历史所知甚少。
非常遗憾，截至发稿时，记者仍无法确认这位烈士到底是不是叫“刘纪春”。
为什么当时没有详尽的记录呢？
熟悉那段筑路史的张小康说，当时为了尽早解放西藏，修通路是第一要务。牺牲的人太多太多，通常只能在路旁掩埋，在石头或木牌上写上名字。筑路工程结束后，部队仍然任务不断，后来又历经改编，最终使烈士的故事和姓名湮没在历史深处。
“几千名筑路烈士，许多都没能留下自己的名字。”张小康说，直至今天，仍有十八军后人在寻找自己前辈的牺牲地。“有的留下了姓名，但只有名字和部队番号，什么时候牺牲、籍贯在哪里，都没有详细记录。”
追寻一位无名烈士，却让我们发现了更多的无名烈士。在一个个壮烈的牺牲故事里，我们看到了一个充满激情与奉献的时代，看到了那一代先辈为信仰和理想而献身的崇高精神。
“也许我们再也找不到烈士的名字。”张小康说，但烈士们的功绩不会因他们的无名而消失。
也许，我们永远也无法确定这名烈士是不是刘纪春，但我们相信，他的故事将永远传唱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