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金红（右）采访海南昌江产业扶贫项目

【演讲稿】无法弥补的遗憾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同事

大家好，我是海南分社记者李金红。

今天，我想给大家分享几位老人的故事。

画面上的这双手，来自一位历经沧桑、饱受屈辱的老人。老人家住海南陵水黎族自治县。

二战期间，日军以欺骗、掳掠、强迫等手段，从中国强征女性充当“慰安妇”。黄有良就是其中之一。

上海师范大学“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的研究表明，中国至少有20万女性受到侵害。如今已被外界知晓，且尚在人世的，仅剩十余人。

我们一路打听，赶到黄有良家中。老人住在一间十多平米的简舍里，屋内杂物堆摞，光线昏暗。

因为要录制视频，我上前帮老人穿戴耳麦，她突然微微向后倾斜。面对陌生人的身体触碰，她还是本能地心存畏惧。

曾经被侵害的风华少女，已进入风烛暮年。她的背驼得像一把折尺，大多数时候，她都蜷缩在床上，困了就倒下打个盹。她患有严重的风湿，即使盛夏，腿上也常搭一条旧毯，遮住了下面空荡荡的裙摆和一截皮包骨头似的小腿。

十多年前，她还两度赴日，为中国民间“慰安妇”受害者对日诉讼而奔走。

年轻时遭受的厄运，她用坚毅去对抗，用时间去慰藉。

画面上的这位老人，叫陈连村，是我们在海南万宁探访的另一位幸存者。老人身体还算硬朗，平时能煮饭、喂鸡，还能去村口打几圈麻将。

关于那段往事，刚讲几句，她就落泪了。我用纸巾帮老人擦拭，她突然将我的手紧紧握住。我不知道能做什么，只能和同事默默地倾听。

这段往事，似乎是她的禁区。在将4个子女养大的过程中，她都始终未主动提及。直到15年前，当地志愿者上门调查，儿子才第一次知道母亲就是在电影里看过的“慰安妇”。他多次试图和母亲聊聊这段往事，但陈连村始终避而不谈。

前些年电视上充斥着抗战剧，陈连村看到依然会觉得害怕，儿子只好把老人卧室的电视搬走。

70多年过去，同样留有阴影的还有幸存者王志凤。

16岁时，海南澄迈女孩王志凤在外出捣米时碰上了日军。之后便被抓到慰安所。白天挖战壕做苦工，夜里便沦为“慰安妇”，受尽殴打与折磨。她右腿的腓骨上，至今还有一道十几厘米长、两指来宽的伤疤，仿佛一扇门，关不住藏在她岁月深处的凄楚。

半路遭遇鬼子的经历，让王志凤对“出门”始终心存恐惧。她的儿子回忆，当初母亲在生产队干集体活，只要天稍黑，她就要等别人同路才敢回家。就连赶集，她也绝不会外出超过两个小时。

就在我们探访其他幸存者的时候，噩耗传来，黄有良老人去世了。

自1995年起，中国大陆先后有24位“慰安妇”幸存者作为原告、在4个起诉案中控告日本政府，全部败诉。随着黄有良老人的离世，中国大陆所有对日诉讼“慰安妇”原告全部逝世。

我与同事采写的系列报道刊发后，单篇落地采用超过200多家，拍摄的微纪录片当天在微博热搜排行榜排名第5。有网民留言，“一辈子的痛，一辈子的阴影谁来抚平。”

后来陆续有不少民间志愿者看望老人。我与同事也感慨：等不需要采访时，希望能再去看看这些老人，像陪自己的奶奶一样，同她们吃吃饭，聊聊天。

可惜直至老人去世，我们也没能重访老人，这注定成为无法弥补的遗憾。

后来也有网民提问，记者到底该不该去触碰当事人的记忆伤口？我的答案是，无论何时，我们都不应忽略了这个职业本身的归宿——为公众提供信息。采访对象有权拒绝受访，但不去采访，则是记者的失职。

历史的遗憾难以弥补，但未来，却在我们手中紧握。

（新华社海南分社记者，长期致力于调研报道、人物报道。连续多年参与全国两会报道、博鳌亚洲论坛报道，多次参与重大主题调研采访。多篇作品获得新华社社级好稿、海南省新闻奖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