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40年前，以安徽凤阳小岗村、肥西小井庄村为代表的农民，自发分田到户，由此引发全国性土地政策调整，拉开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序幕。40年间，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在牢牢把握好农民与土地的关系这条鲜明主线下，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三权分置”改革加速落地；农村土地征收、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三块地”改革快速推进，正持续激发农村各类资源的巨大潜力，汇聚成助推农村农业农民发展的磅礴伟力。
在四川省都江堰市柳街镇鹤鸣村村民罗安容家里，珍藏着一本红色的证书——《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10多年来，在罗安容眼里，这本证书是她最珍贵的宝贝，也是她作为中国农地承包经营权首批持证农民的见证。
浙江省德清县水月清华酒店有限公司总经理赵建龙手里也有一本3年前拿到的证书，封面上印着“中华人民共和国集体土地使用证”，它记录的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试点的“第一宗交易”。
两份证书，承载着中国改革开放40年中一段厚重的历史——农村土地制度变革。40年前的农村土地“大包干”，掀开了改革开放伟大进程的帷幕；40年来的农地变革，随着改革开放的全面深入不断向“深水区”挺进。
土地流转之后，大机械有了施展舞台。安徽龙亢农场龙亢农业服务联合体每年开展社会化服务面积约50万亩。 李 峰摄
“大包干”闯出一个新局面
2018年9月23日，首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安徽省肥西县山南镇小井庄村里热闹非凡，合肥市农民丰收节庆祝晚会在这里举行。
66岁的小井庄村村民李祖应说，2018年9月23日是个“大日子”。不仅是因为这天是首个中国农民的节日，更因为40年前的同一天，小井庄村大胆地开始包产到户，成为中国农村“包产到户”的发源地之一。之后的第二年，李祖应当上了小井庄村生产队队长。
1978年以前，包括小井庄村村民在内的大多数中国农民，种地是唯一选择。尽管8亿人口7亿人在种地，但如何“吃饱饭”却是当时的头等大事。李祖应说，山南镇山多、岗多、圩田少，有7个公社900多个生产队，生产搞“大呼隆”，一年打不出多少粮。更糟糕的是，1978年山南从春到夏，没下过一场透雨，岗上野草都枯死了。
“到了秋季，旱情更重，人畜喝水都难。大伙既希望分田到户，又怕挨批。”李祖应回忆说，“实在憋不住了，我就和小组另外6家一起商量，7家明组暗户，以包到组的名义，把包的田再分到户。后来，其他户也跟着学，几家一起向生产队包地，然后再各种一块，地一下子被‘借’光了。”
小井庄生产队当时有21户、98口人，全队153亩田地全部包到农户头上。因为种的是自家的粮，大伙舍得下力气。天还没亮，不用吹上工哨，都下地干活了。天旱墒情不好，就大搞积肥，冬天到处拾粪。这一年秋种进度快、质量好，第二年小麦大丰收，尽管还不是好品种，但亩产从200多斤一下子上到400多斤，“从来没有过啊！”李祖应说。
几乎就在小井庄悄悄“包地”的同时，在肥西县北面100多公里的安徽凤阳县也发生了一件大事，就是后来为人熟知、被誉为“中国农村改革发源地”的小岗村，在18位村民带领下，偷偷按下“红手印”，自愿实行包干到户的故事。小岗村“红手印”名声更响，被称为“大包干”第一声。不过，李祖应说，这恰是当时农村吃不饱饭，被逼“大包干”的真实场景。
“大包干”打破了原有的土地关系，农民初步拥有了自主土地经营权。但在当时，从集体经营转变为家庭经营，“兹事体大”。各种反对和质疑的声音也让冒着危险干着“大包干”的农民忐忑不安，直到得到时任安徽省委书记万里的支持。
1979年秋收后，当时的凤阳县委书记陈庭元到小岗村调查，小岗村“大包干”带头人严宏昌把他拉到自己家，细说了“包干”前后的变化。不久，一份名为《一剂必不可少的补药》的调查报告呈送万里。文中有一句顺口溜，“千条计，万条策，不如大包干到户一剂药”。万里看后批示：报告中反映的问题很重要，有一定的代表性，要给予肯定和支持。
此后，万里同志分别赶到小井庄村和小岗村调研，看群众粮仓，跟群众座谈。临走时，他对送行群众留下一句话：“我支持你们继续干！”
1980年5月，邓小平同志肯定了肥西县农民的首创精神，在《关于农村政策问题》的讲话中，他指出“安徽肥西县绝大多数生产队包产到户，增产幅度很大”。这次讲话也肯定了小岗村的大包干：“凤阳花鼓中唱的那个凤阳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大包干，也是一年翻身，改变面貌。有的同志担心，这样搞会不会影响集体经济。我看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
由人民公社体制转为分户经营后，广大农民迅速解决温饱问题，还有了多余的农产品出售。1980年9月，中央印发文件指出，可以“包产到户”，也可以“包干到户”，并在一个较长的时间内保持稳定。这一年秋天，小岗村的粮食产量猛增到22.3万多斤，村民笑逐颜开。1984年，各类分田到户被正式定名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到1984年底，全国569万个生产队中99％以上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人均粮食拥有量达到800斤。
逼出来的“大包干”，很快就基本解决了农民的吃饭问题，但也很快迎来了农民与土地承包关系的稳定问题。一方面，改革之初，没有明确集体土地向农户发包的期限，承包农户出现短期行为。另一方面，由于农村集体人口每年都有变动，许多地方不得不隔几年就重新调整承包地，使承包关系不稳定。为解决村组内部因人口增减频繁调地带来的负面效应，1987年中央设立了农村改革试验区，在贵州省湄潭县，试点“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的土地制度。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研究员邵夏珍说，从1993年起，国家一系列文件法规先后出台，对“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予以明确。按照这一原则，除非自愿放弃，家庭已无人或全部迁出，否则村集体不可收回承包地。“这就保持了土地承包关系的长期稳定。”邵夏珍说。
记者旁白：大包干是“逼”出来的。一个“逼”字，生动而深刻地描述了包干到户的大胆决绝，也折射出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无比艰辛。“千条计，万条策，不如大包干到户一剂药”。生产关系中，尊重农民首创精神的调整，一下子就释放了强大的生产力，也在无意间撬动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巨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