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社海口9月21日电（记者刘邓）纯棉婴儿服饰、纯棉毛巾、纯棉T恤、纯棉棉被……这是人们对棉花“纯纯”的爱。
棉花自宋元以来取代麻成为纺织业的主要原料，进入寻常百姓生活。在棉花的历史坐标中，古人黄道婆公众耳熟能详；今人“中国抗虫棉之父”郭三堆和他的抗虫棉研发项目团队，同样功不可没。
郭三堆团队抗虫棉的问世，使中国成为继美国之后全球第二个拥有抗虫棉自主知识产权的国家，为中国广大棉农的增产丰收提供了良种保障，更为改革开放初期国家出口创汇做出了贡献。
我从农家来 惠农千万家
中国农业科学院官方网站上这样介绍郭三堆：1950年山西渠头村一个祖祖辈辈在土里刨食的郭姓家庭又添了一名男丁，因其排行第三，爷爷遂为他取名“郭三堆”，一度因家里太穷险些回家务农。
1972年，郭三堆成功考入北京大学生物系，毕业后进入中科院微生物所工作，后又调入中国农业科学院工作至今。这位农家子弟后来的人生轨迹看似跳出农门、在中国一流的学府和科研机构中实现华丽转身，但他的事业始终和农业紧紧相连，一生致力于棉花虫害防治，为中国人解决穿衣问题。
1992年至1996年中国棉铃虫大规模爆发，农民喷洒农药从两三次增加到20多次也防治不住，棉农损失惨重。由于棉铃虫防治都在夏季高温时节，农药随汗液进入人体，导致中毒事件大量发生。人们认为，解决这个问题唯一的办法，就是研究出真正高抗棉铃虫的新品种。
抗虫棉有没有毒呢？这个问题最先由农民提出来。1994年郭三堆到山东梁山做抗虫棉新品种试验。“农民说棉铃虫农药都杀不死，虫子吃了抗虫棉却死了，你说抗虫棉的毒性有多大？”郭三堆回忆道，“我就跟农民说，二者杀虫机理不一样，真有毒最先中毒的肯定是我们呀。”
后来郭三堆在一亩农田上做种植示范，半亩种普通棉、喷农药，半亩种抗虫棉、不喷药。“到秋天一看，普通棉几乎没有棉铃，绝产了；而抗虫棉，结满棉铃，白花花地吐着絮。农民一看说太好了，这个种子一定要给我们留下来。”
郭三堆介绍，自推广种植二十多年来，我国累计超过1亿的农民种植过抗虫棉，亩产从改革开放初期的几十公斤，提高到现在的150公斤左右，新疆更是高达350公斤，也再没有发生过因防治棉铃虫而中毒的案例。
联合攻关夺回市场：功劳是大家的
改革开放初期，为了赚取外汇，纺织品成为出口创汇的主要渠道，棉花在国民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国家863计划将“棉花抗虫基因工程研究”列为第一批启动项目，选择全国棉花研究优势单位集中联合攻关，郭三堆是项目负责人，全程参与。
1992年中国主要棉区棉铃虫大爆发，棉农大规模弃种，中国纺织业缺少原料，企业纷纷倒闭，工人纷纷下岗。彼时，美国抗虫棉技术先研发成功，国家打算先向美国引进抗虫棉品种，但美国人提的条件非常苛刻。“让人家来占领我们的市场、赚我们的钱，人家都不愿意。要的引进费，折合人民币超过了1亿多元，而且核心专利决不会给我们，所以必须自力更生。”
为此，中国抗虫棉研究项目分成四个梯队紧密协作。第一梯队负责抗虫基因的研制，以郭三堆和中国科学院微生物所田银川、中国科学院遗传所朱祯等为代表。第二梯队负责将抗虫基因导入棉花，获得真正抗虫的转基因棉花种质材料。第三梯队是全国各地育种单位，用抗虫种质材料和生产上的品种进行杂交系统选育。为了快速选育出优质新品种，郭三堆和中国农业科学院棉花研究所汪若海、李秀兰等在海南开展南繁加代育种。
1994年郭三堆团队取得成功，使中国成为第二个拥有自主知识产权抗虫棉的国家。1996年开始推广应用，由第四梯队负责产业化。美国不再提任何条件，赶忙在河北、安徽等地成立种子公司抢占市场。
2008年以后中国育种家培育的抗虫棉品种植棉率已经超过95%，成功夺回了曾被美国占领的棉花阵地。“中国抗虫棉能很快研制成功，并且能和美国竞争，是分子生物学家、育种家、企业家和科技项目管理专家共同努力的结果。”郭三堆说。
向新的科研高峰攀登
上了年纪的人，或多或少都有穿哥哥姐姐旧衣服的记忆。那个时候，羽绒服和鸭绒被还没流行，一件新棉袄和一床新棉被就能成为冬天最温暖的物件。抗虫棉为那个时代解决“穿暖”问题贡献良多。
长期以来，中国纺织企业生产的纺织品主要是中低档，国内优质棉纺织品的需求得不到满足。郭三堆说，这是因为我国能种植长绒、优质、高产、早熟海岛棉的区域有限，新疆阿克苏地区适合种植，要想扩大到长江、黄河等区域还很难。
还有农村劳动力越来越少。长江、黄河棉区至今无法实现大面积机械采收，需要投入大量劳动力，效益降低，使得棉花种植面积大幅减少。“现在棉花种植趋势是西进东扩。西进主产棉区在新疆，每年大约有3000万亩；东扩主要是沿海的一些盐碱荒滩地，如江苏盐城、河北沧州、山东东营等。”郭三堆说，“我们国家如果想把纺织、服装产业提升上来，在国际上有竞争力，必须要有优质的棉花。”
如何研发长绒优质优良的棉花新品种，又能够适应不同的棉区，成为棉花育种的突破方向。“未来的育种趋势，我认为八个字：优质高产，多抗、广适。”郭三堆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