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解‘四个伟大’，要紧紧扣住党的十八大以来，时代和历史方位发生的转变。”中央党校教授辛鸣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治国理政解决了许多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难题，办成了许多过去想办而没有办成的大事，时代和历史方位发生转变。

“四个伟大”的演进历程，折射出我们党实践和理论创新的品格。

改革开放以来，在党的许多重要文献中把“伟大事业”同“伟大工程”联系起来讲，意在将改造客观世界与改造主观世界联系起来，把“打铁”与“自身硬”联系起来。

党的十八大报告首次提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项长期的艰巨的历史任务，必须准备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这与发展起来以后遇到更多的难题、挑战有关，与打的“铁”更加坚硬有关。

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将“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并提。

中央党校副教育长韩庆祥说，习近平总书记完整提出“进行伟大斗争、建设伟大工程、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是在我国进入决胜全面小康、开启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征程的重要历史节点作出的重大理论创新。

“从‘三个伟大’到‘四个伟大’，不仅把我们党正在做的事情更加完整地凸显出来了，而且体现了手段、路径与目标高度统一的内在逻辑。”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原副主任施芝鸿认为。

时代变革对“四个伟大”提出新要求。

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机遇前所未有，挑战也前所未有。

“行百里者半九十。离宏伟目标越近，越是充满了艰难险阻。如果说追赶阶段还有一些现成经验可以借鉴的话，超越阶段则更多依靠自身的探索。”国家行政学院教授刘东超说，“四个伟大”包含着对第一个百年目标的冲刺，以及第二个百年目标的开启的系统性、战略性安排，体现了大局意识、长远意识、整体意识、全局意识。

在新的发展阶段，会遇到新的问题和更多难题。要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突破利益固化藩篱，要补上短板、提质增效，要应对复杂环境、激浊扬清，离不开不断创新和突破，必须迎着矛盾向前走。

“‘中国世纪’是完全有可能到来的，但它不会从天上掉下来。”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说，中国当前面临的问题很多，包括经济下行压力、环保问题、国际地缘政治变化等等，要注意防范“颠覆性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