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去看韦绍兰的时候，她住的地方家徒四壁，我给了她五百块钱，当时我们是４个人去看她。第二天去跟她告别的时候，她让我坐在她身边，她从衣服里掏出来４个红包，说你们４个是一起来的，要过年了，你们拿着回去给家人买点东西吃。我打开时发现，每一个红包里都有１００块钱，我当时就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了。她住的环境那么差，她是那么娇小苍老，可是她却这样考虑事情。

“这是一段疼痛的历史”

记者：在拍摄《二十二》时，您觉得最困难的是什么？是跟老人的生命赛跑，还是资金问题，或者其他？

郭柯：都不是。我觉得最困难的是，我们的团队该以什么身份去面对她们，包括怎么去提问，怎么跟她们相处。最难的是放下这些东西，去肯定老人，去做一些看似非常无聊的事情。我们每天陪着她聊天，看看她扫地，去拍一些她的日常。对拍戏的来说，这些完全不可想象——这是在干嘛呢？但是，我们就是这样做的。

豆瓣的影片简介中这样写道：“慰安妇”这三个字，曾被多少中国人在心里披上“中国耻辱”的外衣。多少人想揭，却不敢活生生地揭开；多少人想拍，又怕打扰到她们的生活。这是一段疼痛的历史。

“《二十二》想做的是要把她们还原为一个个普通人”

记者：担心被公众指责消费老人吗？

郭柯：她们一直被称之为“慰安妇”，但这样的称呼也是被迫的，如果不是为了帮她们争取权益，或许根本不愿接受这样的称呼。

真正接触到老人后，眼前的老人都是活生生的人，她们和我们的奶奶、家中老人没什么两样。她们也知道我们为什么拍，过程中我们最注重的就是对方的感受，比如聊天的地方都在她们床边，给她们安全感，或者是她们家人外出的时候，尽量考虑对方的感受，就像听奶奶讲故事一样，她们也会想要告诉你。至于我个人来说，就会延续这段缘分，每年去看她们，去陪陪她们。

记者：《二十二》中，您感觉最成功或者自己最满意的一点是什么？

郭柯：社会看待“慰安妇”这一特殊群体的视角往往是以“历史证据”为主，或给予“同情怜悯”，而缺乏对她们生活的真正关切。《二十二》想做的是要把她们还原为一个个普通人，像对待亲人一样敞开怀抱去拥抱她们。

比故事更重要的是情感。当你用导演和演员的身份去丈量彼此，用一些拍摄技法去要求她们，其实是对她们的一种不尊重。纪录片的表现手法相比于史料文献来说，更能让观众直观地体会到这段历史的沉重。

相信我在若干年后都不会后悔，在我３０岁的时候我遇到了这个群体，我没有用很功利的心态去面对她们，我用一种非常尊重的方式走近了她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