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50年代末,在那个以跳出“农门”为荣的时代,朱英国进入令人羡慕的“龙门”；而让人吃惊的是,接下来的50多年里,他却没有离开“农门”寸步,完成着一个又一个的传奇。

长期和农村、农民、农业打交道,朱英国感觉到近年来劳动力特别紧张,种一亩田的成本不断上涨,有些地方的田地荒芜了。他为此思考:提高农业效益,增加农民收入,是农业科学家肩负的社会责任。

“如果一个村能有一个农学院毕业的大学生,那么,中国农民的素质会得到基本改观,中国农业的机械化、自动化生产和中国农村的规模化、现代化的建设就有了可能。三农问题要得到根本改善,应该从农业院校做起,从我们这些为农民服务的科学工作者做起。”

2007年4月9日在湖北枝江市问安镇党校举办水稻新品种“珞优8号”栽培技术讲座时,朱英国吐露一份忧思与期盼:新一代的农民不能满足于祖祖辈辈传下来的有限经验和常识,还必须学习最先进的农业科学知识。

注重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科研与生产紧密结合,坚持走产学研三位一体的道路,致力于为“三农”服务,是朱英国的执著追求。他积极参加国家级重点学科“发育生物学”、十五“211”工程重点项目“植物与动物发育生物学”、武汉大学遗传学学科建设。2011年,朱英国带领武汉大学研究团队,与袁隆平院士领衔的湖南杂交水稻工程研究中心共同建设杂交水稻国家重点实验室。

几十年来,朱英国不知疲倦地奔波田间地头,沐浴风雨,追逐水稻育种的春天。

2015年5月,朱院士从海南回来,由于连日奔忙,身体极度虚弱,到医院把医生都吓坏了,下了病危通知书。医生多次叮嘱他,不能再到处跑了。

“保命对我没有意义。”朱英国回答。

　　“大写的人”,后继有人

“我从大别山走到珞珈山,再从珞珈山走向五指山；从学生成为教授,再从教授成为院士,每一步,我都用坚实的足迹,不断延伸着自己的奋斗和追求”

“三楚之英,珞珈之灵,育稼与民,功越神农!”

这两天,朱英国的数十位研究生从外地赶回来,要看他最后一眼。

2013级博士生但志武得知老师离开的消息,正在鄂州水稻基地做科研。

胡骏8月6日刚到菲律宾参加一个国际水稻会议,原定12号回武汉,9日惊悉朱老师逝世消息,立即想办法改签航班,提前于10日深夜赶到了学校,为朱老师献了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