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我不管压力多大，仍必须一如既往地做好每天的工作，出席各种公开活动，从容面对传媒。为减轻舆论误解，最大限度争取支持，继续不卑不亢地进行一些针对性解释。

高渊：这段难捱的日子是怎么度过的？

陈佐洱：香港是个快节奏的大都市，再火爆的新闻也难有持久的生命力。大约半个月后，舆论对我的注意力渐渐移散了。这的确是段不容易的日子，我也为此付出了一定代价。

若干年后，是非对错终于被香港发生的许多大事验证。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董建华、曾荫权以及梁锦松、唐英年等要员都曾动情地当面感念我，表示中英共同编制跨九七的财政预算案为香港的未来把住了关，他们都还记得并赞赏当年“车毁人亡”那句警示。

我说，我真的希望那仅仅是一句警示，甚至是说错的话，就当作我敲了一回木鱼吧。

1995年，中英关于香港财政预算案编制专家小组会议上，陈佐洱批评英方持续高福利政策。

最后的焦点是驻港部队派多少人提前入港。中央给我的底线是不少于500人，我想到9是最大的数字，一咬牙说：“509人，这是中方所能作的最大让步了。”

高渊：财政预算案是让你最着急上火的谈判吗？

陈佐洱：还不是，最紧迫、最惊险的是解放军先头部队提前进驻问题，因为启动这项谈判时，香港回归已经倒计时了。

就在1997年6月16日中午，我突然接到来自北京的重要电话。电话里传来外交部副部长王英凡的声音：“陈佐洱，我正在钱其琛副总理的办公室里给你打电话。”这句话，立刻让我感到了急迫与分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