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时间上看，颜宁正是在此期间收到了众多海外大学和研究机构的邀请。有人据此推测，她应该是在申报自然科学基金委科研项目受挫，并萌生去意之后，主动向海外大学和机构释放求职意向。

当然，旁观者的推测并没有得到颜宁的证实，事实真相是否如此，我们也不得而知。甚至颜宁的学术水平如何，在网络上也不乏质疑之声。对于普通公众来说，要理解前沿科学研究的含金量和重要程度确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是，能够在《自然》《科学》《细胞》等顶级学术期刊上连续发表论文，能够获得世界顶级名校重要的终身讲席教授职位，这些都是来自科学研究领域内部的权威认可，足以见证颜宁的学术水平和学术成就。

对于颜宁连续两年落选自然科学基金委科研项目一事，各方也是众说纷纭。目前清晰表达观点的，只有颜宁自己发表的博文，以及她发出来的同行评议意见。此事的是非曲直也许一言难尽，需要更多权威的评估和鉴定，才能得到更公允的结论。但一个不争的事实是，现有的科研项目管理、申报、审批模式，一直以来都受到不少业内人士的批评。什么样的科研管理体制机制更适合科学研究的特征，更能促进科学研究的发展进步，确实到了应该反思的时候了。

就在不久前，北京大学校长林建华在“北京大学建校119周年‘双一流’建设推进会”上发表演讲，其中提到“办大学要靠学者。学者的水准就是大学的水准；学者的精神就是大学的精神，学者的人格会直接影响学生的品行素养”。这段话引起了广泛关注，很多媒体不约而同地把它做成标题，足见这段话的份量。

这当然不是一个新鲜的观点。早在1931年，梅贻琦在就任清华大学校长的就职演讲中，就已经提出“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的著名论断。在86年之后，北京大学的校长再次提起相似的观点，在让听者感到精神振奋的同时，也从一个侧面显示出真正做到“办大学要靠学者”的任重道远。如何让学者成为“大学之宝、科研之宝”，如何通过体制机制的改革创新，来帮助和促进学者的成长，促进科学研究事业的发展进步，应该是大学和科研管理机构的共同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