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岸上，食物变得非常有限。船员们每人一天只能分到一碗水、两顿饭。早上是几片薄饼压成的拳头大的一个面团，晚上是一小碗红豆饭。只有在极少见的时候，才会有人在帮海盗们做饭的时候，偷偷藏几个洋葱和土豆。那个时候冷文兵总会想，那些东西在四川老家他从来都不愿意吃，但现在却像山珍一样美味。为了果腹，他甚至吃过老鼠肉。

他们依然被海盗当做佣人使唤和打骂。有次，一位柬埔寨船员因为不愿意帮海盗干活，被禁止小便，又在之后发生的口角中被子弹射中脚背，鲜血直流。一位印尼籍船员患上了跟王昭同样的病，几天内离世。

在饥饿、疾病与暴力之下，反抗的力量渐渐变得离散。更多时候，那片红色塑料布上承载的是麻木。

因为无事可做，船员们大多数时间都在睡觉，偶尔会几个人凑一起打几局烟盒撕成的扑克牌。中国船员大多不懂英语，跟海盗的交流一般通过一个菲律宾船员翻译。不过时间久了，冷文兵也学了几句当地的语言，便于跟海盗们提出自己的各种需求。“卡迪”是“小便“，“哎许”是“吃饭”。被一次次威胁和打压之后，他们只剩下这些最基本的需求。

在年复一年的消耗中，冷文兵已经习惯了对“希望”这个词保持距离。

私下里，海盗被船员们称为“骗子”。几年间，海盗曾经无数次放出消息，表示他们即将被释放，但没有一次真正兑现。

直到国际红十字会的救援车开到自己眼前，冷文兵都还以为这只是海盗们的又一次“恶作剧”。

　　归来

10月23日，在冷文兵被送往索马里当地警察局的路上，原本核载8人的小型面包车上硬生生塞进了26个人。他被挤在最后一排的中间整整6个小时。但是在这1671天以来，他从没像这一刻这么开心。

因为，他要回家了。

此时的冷衍长依然一无所知。几年才接到一次电话，他甚至不确定儿子是否还活着。喂过鸡后，他像往常一样为自己做好午饭，一般是地里种的蚕豆、油菜或豌豆苗，配上一碗稀粥。然后端到门厅的餐桌上默默地吃，通常会剩下一点留作晚饭。

年轻的时候，冷衍长也曾外出打工。他在山西挖过煤，在广东烧过砖，还在山东守过工地。一个人能挑200斤的扁担。但是现在，他的腰渐渐弯了，眼睛也变得浑浊。

儿子是他唯一的骄傲和依靠。贫困让冷文兵过早承担了家庭的经济重担，但自从他出事，家里的生活就更加困顿。冷衍长做饭的柴火只能捡拾路边别人砍剩的，要卖鸡蛋也只能等到有人路过来收。去年成为低保户之前，一年的收入只有几百元。领低保后，每月能领到105元。1元钱1杯的茶也舍不得喝。烟是戒不掉的，但也只抽最便宜的自制卷烟，一根1毛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