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望党内政治生活的红色传统，一些好经验，在一代代共产党人中传承。延安整风时期，南方局机关的一次党小组活动中，小组长请周恩来作总结。周恩来却拒绝了，“该小组长作总结。……在这里，大家都是同志。开党小组会，我们都要受组长领导。难道有什么特殊党员吗？”回望党内政治生活的红色传统，一些好做法，也是在不断探索中成熟的。经过长征路上的失败和反思，民主集中制才真正成为组织原则和根本制度；“反右”扩大化、大跃进以及文化大革命等错误，促成《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的制定。无论是党员用严格的作风书写的答卷，还是党组织在艰辛探索中找到的方向，都是我们党能够永葆生机的秘诀所在。

“搞任人唯亲、排斥异己的有之，搞团团伙伙、拉帮结派的有之，搞匿名诬告、制造谣言的有之，搞收买人心、拉动选票的有之，搞封官许愿、弹冠相庆的有之，搞自行其是、阳奉阴违的有之，搞尾大不掉、妄议中央的也有之”，习近平总书记曾以“七个有之”概括党内政治生活存在的问题，让不少人惊出一身冷汗。点名批评西湖边的会所，严肃处理拉票贿选案，深入剖析巡视发现的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在对问题的深刻认知中，抓住严肃党内政治生活的痛点、盲点，对症下药、祛病强身。保持“问题意识”，构成了严肃党内政治生活的现实坐标。

俄罗斯著名学者尤里·塔夫罗夫斯基认为，中国共产党“最大的挑战是在实践中把中国革命斗争传统中党的纪律和追求快速盈利的市场经济固有特征结合起来”。当此之时，发展任务繁重，尤需以严肃的党内政治生活，增强决策的科学性，激发工作的动力源；利益多元多样，尤需以严肃的党内政治生活，增强党员的纪律性，促进行为的规范化。知乃行之始，行乃知之成。中国共产党执政成功与否，党内政治生活严肃与否，最终体现在解决问题的能力和水平上。

在现代政治学看来，制度化是组织和程序获取价值观和稳定性的一种进程。在历史与现实构成的坐标系中，我们党把对严肃党内政治生活的思考，锻造成可靠的规范性力量。今年“七一”前夕，中共中央政治局审议通过《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成为建党95周年的一个“献礼”。廉洁自律准则、纪律处分条例、巡视工作条例，还有这次六中全会将要审议的党内监督条例……十八大以来，严肃党内政治生活不仅是一次“思想上的革命”，更是一次“制度上的探索”。

“小智治事，中智治人，大智立法”。把传统的优势凝固成制度的底座，把现实的问题关进制度的笼子。从价值路径上的固本培元，到实践路径上的以上率下，再到制度路径上的立规明矩，以党内政治生活规范化，带动国家政治生活规范化，这是推进党内法规建设的必经之道，也成为推动国家法治进程的必由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