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心伯(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常务副院长)：“萨德”一旦在韩部署，中国就需重新评估来自朝鲜半岛的对中国国家安全的威胁。在军事上反制“萨德”入韩，中国需把平时和战时都考虑进去。平时，要把“萨德”尤其是其雷达监视和情报收集对中国的影响降到最低限度，对雷达对我覆盖范围内的军事部署和战略目标做出相应调整和保护。战时，则要考虑在必要时对“萨德”本身进行摧毁性打击，不能让它成为威胁中国安全的平台。

赵小卓(军事科学院中美防务关系研究中心主任)：对于“萨德”，中国必以多种手段予以防范和反制。比如，可发动电子战，对“萨德”的预警和制导雷达实施强烈电子干扰。再如，借助隐身技术等提高导弹突防能力，采取中段或末端机动变轨等方式，欺骗“萨德”的动能拦截器。又如，必要时可使用巡航导弹对“萨德”部署基地进行打击。以上说的还只是如何使用现役武器装备。若从发展的角度看，反制“萨德”的手段还会更多。中国至今已7次成功试验10倍音速的超高音速导弹，类似新型武器若服役，将使包括“萨德”在内的现有反导系统一夜过时。

让韩国尝到经贸惩罚的苦头

郑继永(复旦大学朝鲜韩国研究中心主任)：对韩发起经贸惩罚可以直接影响韩国民众和社会，进而让韩国政府尝到苦头。“萨德”问题关乎中国国家安全利益，我们要向韩国表明不惜让中韩经贸“硬着陆”也要反制“萨德”入韩的意志和决心，直接在游客入韩、技术性壁垒限制等领域采取行动，让韩国民众感受到经济不景气带来的寒意。而若韩国未来在“萨德”问题上采取有诚意的举动，相应措施将会放松或解除。

同时，还要在地方层面对韩国进行定向制裁，将双边友城、经贸关系、人文交流暂时搁置。另外韩国的财阀政治与大企业对政治影响明显，因此对相应企业与团体也须做出制裁。对与“萨德”总承包商洛克希德·马丁公司有关联的韩国退役将军及其企业，以及三星、现代等军工企业，均可进行定点制裁，限制这些企业在华经营活动并将这些压力传导至韩国政府。

吴心伯(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常务副院长)：经济反制首先会从民间层面体现出来。比如，现在韩国是中国游客最重要的海外目的地之一，但“萨德”进入后将引起中国民众不满，中国游客可以“用脚投票”的方式抵制韩国游。事实上，这个事情已在慢慢发生，这是民间自觉行为。再如，韩国现在非常看重中国市场。但以后韩国化妆品甚至韩剧等门类产品出口到中国后，很可能遭到中国消费者抵制，这也将是民间自发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