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2年春，上海《文学旬刊》主编郑振铎收到一篇评论徐玉诺诗歌的稿件，作者叫王任叔（即后来的著名作家巴人）。此前，青年诗人徐玉诺也向该杂志投过几篇散文诗，受到郑振铎的关注。可是，当时新文学刚刚兴起，和大多数白话作品一样，徐玉诺的散文诗并未受人关注。忽然有人专门撰写评论，肯定其价值和作用，这让一直提倡新文学的郑振铎非常高兴。

5月11日，王任叔这篇《对于一个散文诗作者表一些敬意》刊登于新出版的《文学旬刊》上，郑振铎在文后加上一段按语：“我对介绍玉诺兄的任叔先生也表示十分的敬意。玉诺的诗已出现了半年多，却不曾有谁批评他。一直到了现在，才有一个任叔先生留意到。”

当时，王任叔在浙东农村当小学教员，虽然在地方报刊发表过几篇诗文，但他没有想到，自己第一次向大上海的文学杂志投稿便被选中。兴奋之余，他又将诗集《恶魔》寄往上海，并随书稿附上一封信，请素昧平生的郑振铎主编帮他出版。

郑振铎收到诗集和信后，马上写了一封回信，因为不知道对方的具体地址，便将此信刊登于6月11日的杂志上。信中说：“我们虽不曾见面，但我却在《恶魔》中看见一个像见过面的更袒露更真切的一个你了。”他认为这本诗集至少在“个性的真实表现”上很成功，并承诺“此集我必尽力为谋出版，现在且先在旬刊上陆续选登出来。”

不久，王任叔收到这期杂志，立即复信表达了感激之情。同年7月底，郑振铎和茅盾应宁波教育学术团体的邀请，赴浙东讲学，第一次与王任叔见面，鼓励他在工作之余多写诗文。郑振铎接编《小说月报》后，继续刊发王任叔的作品，还出面介绍他加入文学研究会。

对郑振铎的扶植之恩，王任叔铭记于心。郑振铎去世后，他在《悼念振铎》一文中说：“我从事于文学事业，他无疑是我的导师和益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