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多年来，政府在公共服务领域的改革总是陷入一放就乱，一收就死的尴尬境地，而市场就像一条活泥鳅一样，总是抓不住它的脾性。

建国后的三十年间，中国初步建立起了“人人享有卫生保健”的公共医疗体系，虽然物质生活不富裕，但是基本每个农村都有一个赤脚医生，城里的大大小小单位都有一个卫生所。不过，文革后，这套公共医疗卫生体系被改革大潮冲垮。

农村的合作医疗体制迅速衰弱，合作医疗覆盖面从1976年的92.8%降至1982年的52.8%，1983年人民公社正式解散后，农村合作医疗体系出现“雪崩”，覆盖面骤然降至11%，到了1989年，这个数字降到了4.8%。除了一些集体经济发达的农村地区，合作医疗体制得以继续保留外，全国绝大部分地区的农民重新陷入自费医疗的境地。

于此同时，中国的城镇医疗也陷入“市场化”的迷思。当时的主导思想是“运用经济手段管理卫生事业”，医院开始试点“企业化管理，做到自主经营、自负盈亏”，政府对医院实行“定额补助，经济核算”，政府开始大幅推出城镇医疗卫生领域。这从一组数据可以看到，1978年以前，公立医院超过50%的收入来自政府预算，上世纪80年代后，医院获得了更大的自主运营权，但来自政府的补贴也越来越少。1980年，政府补贴占医院收入的比重为30%，1985年降到27%，1987年降到19%，到90年代末，这个百分比降到了6%。

市场化改革对僵化的公共医疗服务体制的冲击是巨大的。

而与此同时，第一批莆田人开始背着医药包，游走于中国的大街小巷，填补了农村中迅速萎缩的赤脚医生的缺。这就是所谓的游医。这其中有懂医术的，更多的是招摇撞骗的江湖骗子。

资本的原始积累从电线杆头密密麻麻的小广告开始了。

到了90年代，同很多国企一样，不适应市场化改革的公立医院开始陷入财务危机，尤其以极度依赖国家输血的一二级医院及消防、武警医院为主。所以，有人尝试把农村土地承包责任制复制到医院经营中，开始科室承包。这给走街串巷的莆田游医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很多人通过贿赂，开始摇身一变，进入正规的医院门下。据说，当时往往只需600-1000元，就能顺利拿下院长。对比体制内寒酸的工资，这笔巨款的诱惑无疑难以抵制。

难以抵制的同样还有行医执照，当地卫生部门开具，市场价，200元。

就这样，把体制内整个单位的营收压力转移到一个承包制的科室身上，中国的公共服务开始了危险的市场化尝试。很多人并不清楚，在某某军队医院、武警医院、消防医院等官方名头下，一些科室已经开始私有化，而这坑蒙拐骗的一锤子买卖中，侵蚀的恰恰是官方的社会信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