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多年来,政府在公共服务领域的改革总是陷入一放就乱,一收就死的尴尬境地,而市场就像一条活泥鳅一样,总是抓不住它的脾性。
建国后的三十年间,中国初步建立起了“人人享有卫生保健”的公共医疗体系,虽然物质生活不富裕,但是基本每个农村都有一个赤脚医生,城里的大大小小单位都有一个卫生所。不过,文革后,这套公共医疗卫生体系被改革大潮冲垮。
农村的合作医疗体制迅速衰弱,合作医疗覆盖面从1976年的92.8%降至1982年的52.8%,1983年人民公社正式解散后,农村合作医疗体系出现“雪崩”,覆盖面骤然降至11%,到了1989年,这个数字降到了4.8%。除了一些集体经济发达的农村地区,合作医疗体制得以继续保留外,全国绝大部分地区的农民重新陷入自费医疗的境地。
于此同时,中国的城镇医疗也陷入“市场化”的迷思。当时的主导思想是“运用经济手段管理卫生事业”,医院开始试点“企业化管理,做到自主经营、自负盈亏”,政府对医院实行“定额补助,经济核算”,政府开始大幅推出城镇医疗卫生领域。这从一组数据可以看到,1978年以前,公立医院超过50%的收入来自政府预算,上世纪80年代后,医院获得了更大的自主运营权,但来自政府的补贴也越来越少。1980年,政府补贴占医院收入的比重为30%,1985年降到27%,1987年降到19%,到90年代末,这个百分比降到了6%。
市场化改革对僵化的公共医疗服务体制的冲击是巨大的。
而与此同时,第一批莆田人开始背着医药包,游走于中国的大街小巷,填补了农村中迅速萎缩的赤脚医生的缺。这就是所谓的游医。这其中有懂医术的,更多的是招摇撞骗的江湖骗子。
资本的原始积累从电线杆头密密麻麻的小广告开始了。
到了90年代,同很多国企一样,不适应市场化改革的公立医院开始陷入财务危机,尤其以极度依赖国家输血的一二级医院及消防、武警医院为主。所以,有人尝试把农村土地承包责任制复制到医院经营中,开始科室承包。这给走街串巷的莆田游医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很多人通过贿赂,开始摇身一变,进入正规的医院门下。据说,当时往往只需600-1000元,就能顺利拿下院长。对比体制内寒酸的工资,这笔巨款的诱惑无疑难以抵制。
难以抵制的同样还有行医执照,当地卫生部门开具,市场价,200元。
就这样,把体制内整个单位的营收压力转移到一个承包制的科室身上,中国的公共服务开始了危险的市场化尝试。很多人并不清楚,在某某军队医院、武警医院、消防医院等官方名头下,一些科室已经开始私有化,而这坑蒙拐骗的一锤子买卖中,侵蚀的恰恰是官方的社会信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