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张北川教授二十多年来收到的来自同性恋和同妻的来信。作为该领域最早的研究者，他认为同妻是一个被侮辱与被损害的群体“是同性恋不被社会接受后，弱者抽刀向弱者的残酷现实”。鲁燕 摄

“我们挑战的是社会最深层的那根神经，两千多年生育文化、性别文化需要慢慢改变。”张北川抱有乐观。

作为艾滋病的易感人群，当他2009年在第一届同妻大会上提到同妻要做艾滋病排查时，“他们了解不多，且非常害怕。”

到了2015年，他在规格更高的同妻研讨会上再次询问时，有好几个同妻大声回应——我做了。“只有当女性意识到自己某项权利的时候，权利保障才有探讨的可能。”张北川和剥洋葱（微信ID：boyangcongpeople）说。

刘思琦和徐洁说，现如今看到一个人，她们的首先反应不是帅不帅，漂不漂亮，而是性取向如何。

2014年，带着这种“一朝被蛇咬”的后遗症，刘思琦经历了第一次婚外情。刘思琦觉得自己的世界似乎一下子“活了”，有了色彩和滋味。

虽然后来俩人并没有走到一起，但十年来，她突然开始特别憧憬生活，“渴望一段真的感情和婚姻。”

离婚后的陈素春也谈了男朋友。在和男友约会时，男友前后问了她三遍艾滋病排查的事，她觉得伤心又无奈，准备带着男朋友一起到疾控中心再做一次检查，“趟过同妻这条路，就没法避嫌。”陈素春和剥洋葱（微信ID：boyangcongpeople）说。

徐洁换了工作地点，一切似乎又回到了结婚前的单身状态。

她发现自己变得有点自卑，每次相亲之后，心情都很差。“遇见不错的，就想着应该在什么时机跟对方讲这段经历，”尽管她一度以为治愈了自己，可以像讲路人甲的故事一样讲出来，但真正要面对的时候，还是“觉得它是一个污点，感觉耻辱。”

现实有时也并不友好。“有一次朋友帮忙介绍了一位在公安系统工作的对象，问了基本信息后，检索出我有过一段婚史的事情，当即就责怪了介绍人。”

她发现，在婚姻中，她们忍受着日复一日的隐忍和煎熬。而婚姻结束后，她们又要承受一段不堪回首的往事。

刘思琦找回生活的平静之后，退出了所有的同妻群。

但仍有同妻顺着往事的藤蔓找到她。每接触一个同妻，她总是回想起2009年全国同妻会提出的口号：“同妻到我为止”。但现实的状况让她觉得那个口号“更像一个梦想”。

（文中人物刘思琦、陈素春、徐洁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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