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出版社都配合调查,心里并不轻松,但是我不怕,写作都是有根有据的,我把采访笔记和录音交给调查组。最后的调查报告证明,我文章的真实性没有问题。
新京报:据说这本书差点给你引来官司?
赵瑜:这本书火了后,老马喊冤,当时知名律师谷开来说要为马俊仁先生“申冤”,控告我和出版社,我和编辑们静候以待,但后来谷开来自己熄火了。
新京报:后来这本书传播广泛吗?
赵瑜:1998年,相关部门明令关于此书“不讨论、不出版、不转载”,连已经印刷的单行本也火线撤下。
2014年,陕西人民出版社重新出版这本书,这一章得以重见天日。但由于是书籍,也没有引起如今这么热的关注度,还是得益于新媒体。
“比赛打不上去不要紧,心里干净就行”
新京报:当时怎么想到去调查马家军?
赵瑜:我此前写过很多篇体育界的报告文学,在这个领域有些积累。1994年冬天,马家军“兵变”,核心成员王军霞等17人提交辞职报告,我很好奇,想写一本纪实文学,弄清事件原因,探讨体育体制的弊病。
新京报:当时花了多长时间,采访了多少人?
赵瑜:1995年春节过完,我就到辽宁采访,把马家军发迹的地方沈阳、辽阳、大连、鞍山等地都走了一遍。采访了马家军的主管单位、马家军的所有成员,包括司机、会计和队员的家属都详细聊了,然后再去北京采访,采访一共花了三个多月,秋天把稿子写出来。
新京报:采访有难度吗?
赵瑜:没有遇到很大难度。当时“兵变”是社会热点,教练马俊仁和队员都有倾诉欲,马俊仁委屈,觉得队员背叛了他,队员们长期担惊受怕忍气吞声,也想说话。
新京报:对于兴奋剂的调查,你向多少人核实求证?
赵瑜:关于兴奋剂这块,先后向我反映和证实此事的,有王军霞、张林丽、刘东、刘莉、张丽荣、马宁宁、王晓霞、吕亿、吕欧、王媛等老队员,任教不到半年的年轻教练李卫民谈了一些情况,队医张琦也表达了她的苦恼。
新京报:与教练相比,队员处于弱势地位,为什么敢和你讲?
赵瑜:中国奥委会反对兴奋剂的立场很明确,这给队员们提供了强大的保障。马家军的姑娘们被禁药深深伤害,不仅是身体上的,还有心理上的巨大压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