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出版社都配合调查，心里并不轻松，但是我不怕，写作都是有根有据的，我把采访笔记和录音交给调查组。最后的调查报告证明，我文章的真实性没有问题。

新京报：据说这本书差点给你引来官司？

赵瑜：这本书火了后，老马喊冤，当时知名律师谷开来说要为马俊仁先生“申冤”，控告我和出版社，我和编辑们静候以待，但后来谷开来自己熄火了。

新京报：后来这本书传播广泛吗？

赵瑜：1998年，相关部门明令关于此书“不讨论、不出版、不转载”，连已经印刷的单行本也火线撤下。

2014年，陕西人民出版社重新出版这本书，这一章得以重见天日。但由于是书籍，也没有引起如今这么热的关注度，还是得益于新媒体。

“比赛打不上去不要紧，心里干净就行”

新京报：当时怎么想到去调查马家军？

赵瑜：我此前写过很多篇体育界的报告文学，在这个领域有些积累。1994年冬天，马家军“兵变”，核心成员王军霞等17人提交辞职报告，我很好奇，想写一本纪实文学，弄清事件原因，探讨体育体制的弊病。

新京报：当时花了多长时间，采访了多少人？

赵瑜：1995年春节过完，我就到辽宁采访，把马家军发迹的地方沈阳、辽阳、大连、鞍山等地都走了一遍。采访了马家军的主管单位、马家军的所有成员，包括司机、会计和队员的家属都详细聊了，然后再去北京采访，采访一共花了三个多月，秋天把稿子写出来。

新京报：采访有难度吗？

赵瑜：没有遇到很大难度。当时“兵变”是社会热点，教练马俊仁和队员都有倾诉欲，马俊仁委屈，觉得队员背叛了他，队员们长期担惊受怕忍气吞声，也想说话。

新京报：对于兴奋剂的调查，你向多少人核实求证？

赵瑜：关于兴奋剂这块，先后向我反映和证实此事的，有王军霞、张林丽、刘东、刘莉、张丽荣、马宁宁、王晓霞、吕亿、吕欧、王媛等老队员，任教不到半年的年轻教练李卫民谈了一些情况，队医张琦也表达了她的苦恼。

新京报：与教练相比，队员处于弱势地位，为什么敢和你讲？

赵瑜：中国奥委会反对兴奋剂的立场很明确，这给队员们提供了强大的保障。马家军的姑娘们被禁药深深伤害，不仅是身体上的，还有心理上的巨大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