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图：陈竺。

原标题：“警惕一些地方政府未来事实上‘破产’”

新京报讯（首席记者王姝）12月22日上午，财政部副部长张少春向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关于规范地方政府债务管理工作情况的报告》时说：至去年年末，地方政府的债务率为86%，风险总体可控。对此，昨天，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分组审议报告时，一些委员提出，不能盲目沉浸在“风险可控”的乐观估计中，必须对当前地方债务的风险严重性有足够认识。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姚胜算了一笔账，粗略计算，目前我国的政府债务大概已经达到36万多亿左右，估计占到GDP的60%左右，约是2015年全国财政预算收入的1.78倍；至于地方政府债务，负有偿还责任的是16万亿，系2015年地方本级财政预算收入数的1.23倍，如果加上或有债务，则达到1.84倍。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陈竺提出，由于一些地方政府前期存在过分举债和隐性举债，“未来是否可能出现一些地方政府事实上的‘破产’的问题值得警惕。我国破产法规定的破产主体是企业，一旦地方政府发生事实上的‘破产’，中央政府将承担多大程度的责任？地方人大应该怎样安排？这些问题都应未雨绸缪，提前研究”。

焦点

张少春作报告时提到，个别地区存在发生局部风险的可能性，当前一些地方政府仍然违规举债，“明股暗债”等变相举债行为时有发生。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调研报告也显示，至今没有一个地方或个人因违规举债被问责。上述地方政府债务乱象是如何形成的？怎样解决？分组审议时这一问题引起了委员热议。

1、“前任举债，新官不管”

一些委员认为，由于干部任期时间短，某种程度形成了“前任举债，新官不管”局面。全国人大农业与农村委员会委员包克辛分析说，“前任领导巨额举债、高额投入，业绩突出，于是升官晋级。后任领导接手后，到了偿债高峰，借新债又受到限制”。列席会议的全国人大代表翁国星认为，干部任期时间太短是违规举债等问题的原因。“我查到的全国平均任期是1.7年，后来中组部一个处长给我回复，说我查到的1.7年比他们掌握的实际数据要长”。

2、“有法不依，问责不到位”

冯淑萍等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认为，有法不依，没有实行问责，是地方政府债务乱象的原因之一。“原预算法明确规定地方政府不能借债，而且不能进行担保，结果是债也借了，也担保了，可法不责众，没有问责。如果说以往可以这样做，预算法实施后是不是违规了还不问责？”委员任茂东也表示，举债权力和还债的责任相脱节这种现状不改变，必然导致重借轻还现象，“预算法把权力给了财政部门。财政部门应该严格依法管理好地方债务”。

3、中央财权地方事权界限不清

不少委员提出，根本解决地方政府债务问题，应该清晰界定中央财权、地方事权。委员朱静芝提出，“中央的财权和地方的事权以及中央和地方的责任，大致边界不很清晰。当领导的都愿意给地方做点贡献。政绩是与财权、事权联系在一起的，但现在财权与事权不匹配，就形成了借债的问题。这是最大的问题”。委员冯淑萍也认为，“要想真正解决这个问题，就应该尽快进行财政体制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