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站在小区里一抬头就能看到人民日报亮着金色灯光的大楼，这个躲藏在胡同里的小区却似乎从未离媒体如此之近过。

从早上开始，遍地都停满了车，保安知道小区里有个科学家得了个奖，是“什么第一”，但对这个叫屠呦呦的老人没有什么印象。

屠呦呦的老伴儿李廷钊打开门时，诺贝尔生理医学奖得主、世界瞩目的老太太正躺在沙发上打电话。老人卷着裤腿、穿一件松松垮垮的绿色对襟汗衫，在老伴儿提醒下，才想起扣上上面的几粒扣子。

从电视上得知获奖消息时，屠呦呦正在洗澡，以为还是哈佛大学医学院颁发的华伦·阿尔波特奖。“这个刚闹完，又出来个诺贝尔奖。”老人皱着眉头，宽敞的大厅里灯火通明，茶几前摆了一排花篮，阳台上是另一排。晚上六点多，忙了一天“接待”的老两口晚饭还没吃。

“我得跟你吐吐苦水。”这个看起来远比实际年轻的诺奖得主眯起眼、抿着嘴笑起来，“现在弄得满世界都是屠呦呦了。”而对于诺贝尔奖，老人只用“国外尊重中国的原创发明”一语带过。

“交给你任务，当时对我们来说，就努力工作，把国家任务完成。只要有任务，孩子一扔，就走了。”85岁的老人倚在沙发里，平静地说起上世纪六十年代的事情。屠呦呦被派去海南岛，在苏联学过冶金的老伴儿李廷钊被派去云南的五七干校。

老两口的普通话依然保持着浓浓的江南口音，老伴儿李廷钊说，研究青蒿素的时候，屠呦呦每天回到家都满身酒精味，后来甚至患了中毒性肝炎。提起屠呦呦“以身试药”，老伴儿李廷钊插嘴道：“人家抗美援朝还志愿牺牲呢，吃药算什么呢？”

“当时动物试验过了，药走不出去，发病季节就过了，那就耽误一年。”85岁的屠呦呦平静地说着，“所以那时候也不考虑荣誉不荣誉，我觉得荣誉本身就是一个责任。荣誉越多，你的责任就更多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