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她们是红遍古巴的粤剧女伶，年近八旬第一次来到中国

东方网·纵相新闻记者程靖

《古巴花旦》海报图/西湖国际纪录片大会

20世纪30年代初，客居古巴哈瓦那的华人方标收养了一位古巴血统的小女孩，后来她被人们所熟知的名字叫做“何秋兰”。在方标的家里，没有华人血统的秋兰学会了粤剧和粤语，后来还成了哈瓦那华埠“国光剧团”首屈一指的名伶。80年后，华人养父已作古，何秋兰（Caridad Amaran）和儿时的搭档黄美玉（Georgina Wong Gutierrez）第一次来到中国，在养父从未回来的家乡广东，登上了粤剧的戏台。

在刚刚落幕的第三届西湖国际纪录片大会上，魏时煜导演的纪录片《古巴花旦》在中国美术学院象山校区进行了放映。这部影片以何秋兰、黄美玉两名古巴粤剧名伶为主角，通过镜头与史料向观众讲述了古巴华人与粤剧传承的兴衰历史。东方网·纵相新闻独家对话了纪录片导演、香港城市大学媒体创意学院副教授魏时煜，向读者介绍花旦们背后的故事。

《古巴花旦》导演魏时煜图/西湖国际纪录片大会

是古巴人，也是粤剧传奇女伶

1847年，第一批华人来到了古巴。这批华人多来自广东、台湾、香港和澳门，是古巴引进的苦力（Coolies）。许多华工在完成了8年的劳工合同后，在古巴定居下来，当地因此慢慢形成了华人社区。古巴首都哈瓦那曾经繁盛一时，而哈瓦那的华埠曾是中南美洲最古老、规模最大的华埠之一。鼎盛时期，古巴华人人口一度有14万人之多。

古巴哈瓦那华人街图片来自网络

魏时煜拍摄的《古巴花旦》这部影片，记录的便是何秋兰、黄美玉两位成长在哈瓦那华埠的粤剧女伶的曲折人生。

何秋兰（Caridad Amaran）出生于1931年，生父去世后，她与母亲被哈瓦那的华人何买盛收留，被起名“何秋菊”。后来，何买盛也因病去世，再次流落街头的母女被另一名华人方标收留，方标给秋菊改名秋兰，与她的母亲结婚，把秋兰视如己出，非常疼爱。

何秋兰一名纯种古巴白人，没有华人血统，但由于父亲痴迷粤剧，秋兰四五岁时就开始和养父学习粤剧演唱。为了背诵唱词，何秋兰还学会了书写汉字。

黄美玉（Georgina Wong Gutierrez）则是华人父亲与古巴血统母亲的混血儿，与何秋兰一样，在华埠长大。何秋兰与黄美玉同期加入了“国光”剧团。在当时，浓眉大眼的何秋兰常常演花旦，而美玉则多演小生。

年轻时的何秋兰已长得十分标致蓝后文化供图

小时候的黄美玉蓝后文化供图

上世纪40、50年代，国光剧团每周排练三四次，演出一次，场场爆满，座无虚席。由于华人在各地生根，粤剧团常常在古巴各地巡演，广受欢迎。当地华人多来自广东，离乡背井时，粤剧为他们纾解乡愁。

为了在下一代中传播中华文化，华人更是大力推动粤剧的演出和传承。在鼎盛时期，仅仅哈瓦那的华埠，就有四个粤剧剧团，何秋兰、黄美玉所在的“国光剧团”甚至有数十名青少年演员和乐手。

何秋兰在戏班做花旦蓝后文化供图

何秋兰与黄美玉蓝后文化供图

在纪录片中，何秋兰在哈瓦那的家里，挂着一副自己与上世纪四五十年代名噪一时的歌影红星小燕飞的合影。在当时，粤语歌影明星的人气不仅限于香港，小燕飞当年曾取道夏威夷，到北美、古巴甚至南美洲的华埠巡演，所到之处受到当地华人的热烈欢迎。

小燕飞（左）与何秋兰蓝后文化供图

魏时煜说，这些华人明星能到美洲巡演，说明在巡演地的华人社区规模都达到了几万人，才有财力、有市场让华人剧团、歌影星来演出。《古巴花旦》中有一处画面，是粤剧明星小非非拿着的一幅“花牌”，每一个折起来的圆都是一张一百美金，“做一个花牌，几千美金是起码的，上万美元都有可能。”魏时煜说。小非非也曾到美洲巡演，在哈瓦那时，还与何秋兰留下了合影。

粤剧明星小非非蓝后文化供图

1959年，菲德尔·卡斯特罗执掌古巴政权，古巴各界开始国有化，许多华商纷纷离开，华埠逐渐衰败，国光剧团也解散了，何秋兰、黄美玉被迫转行。秋兰去了国营中餐厅当服务员，后来则因少时学戏打下的汉语基础，去到了华埠《光华报》会馆做印刷排字工作。

美玉则进了大学，后来成了古巴的外交官，极少有机会登台演戏。两人一别舞台，就是六十年。不过，何秋兰与黄美玉依然会在闲暇时间唱唱小曲儿。

九十年代初，何秋兰与黄美玉重逢，戏瘾复发，两人常在家中穿上戏服排练。没有乐队，两人便让家中小孩敲锣打鼓、拉小提琴伴奏，也能自得其乐。秋兰和美玉与当年的几名演员一起重组了剧团，偶尔参加一些政府组织的演出。何秋兰还将一些长剧本改短，方便老人们排练。

纪录片中，何秋兰和黄美玉在哈瓦那的家中穿起戏服，秋兰的孙子则拿出铜锣给她伴奏。男孩儿是黑白混血的面孔，他说：“奶奶在家经常唱粤剧，我也非常喜欢。”

2011年，在有心人的资助下，何秋兰与黄美玉第一次踏上中国的土地，在广州拍戏服照、与大喉传人白燕飞一起唱戏，还去到养父的家乡广东开平，在方氏灯楼下找到祖坟祭拜。

年逾八十的何秋兰在佛山戏台蓝后文化供图

在佛山，何秋兰与黄美玉在祖庙戏台上高歌《散花舞》和《卖花女》。79岁的秋兰在祖庙舞台上清唱着“红颜已老，青春已泯”，原本没有活动的戏台下，渐渐聚满了当地人，听着台上两位异国老人有板有眼的演唱，有观众不自觉地打起了节拍。

阔别舞台六十年后，何秋兰与黄美玉再次有了自己的“粉丝群”。2019年3月，何秋兰与黄美玉受邀到香港油麻地戏院登台表演。导演魏时煜对东方网·纵相新闻说，当时她们两位的粉丝坐在台下，结束了之后还去后台找她们签名，后来还在戏院后的小巷子里等着她们，想和秋兰与美玉合影、甚至一起吃宵夜。

何秋兰与黄美玉于2011年、2014年、2019年三次来到中国。这对姐妹花的粤剧梦，在大洋彼岸重生了。

2019年3月，何秋兰与黄美玉在香港表演。蓝后文化供图

粤剧与纪录片：文化的力量

魏时煜曾在《古巴花旦十年圆梦记》中写到了拍摄影片的契机：2009年，香港摄影师刘博智得知古巴有一条唐人街，便赶赴拍摄古巴华人的摄影集，在《光华报》会馆里见到了正在整理铅字的何秋兰，聊了才知道，这位古巴面孔的老太太竟会粤剧！

何秋兰在报馆里的铅字旁蓝后文化供图

几经努力，刘博智将何秋兰与黄美玉两位女士接到了中国大陆拜访，两人也与导演魏时煜相识。在收集了史料、拍摄了两人回乡的素材后，魏时煜便正式开始拍摄纪录片，一拍便是7年。

魏时煜对东方网·纵相新闻说，《古巴花旦》是一个关于迁徙的故事，“只要你到国外留过学，去国外游玩过，或者在另一种文化中曾作为一个外来者，都可能会对这个故事产生共鸣。”

魏时煜说，来看这部纪录片人年龄跨度很大：一是粤剧迷，以中老年人为主；二是冲着纪录片来的，以年轻人为主，“此前在北京国际电影节、上海国际电影节放映时，在深圳、香港放映的时候，都是年轻观众居多。”魏时煜回忆道，曾经有一对老夫妇来看放映时告诉她，他们学习跨洋音乐研究的儿子，从美国写信回来让他们来看这部纪录片。

魏时煜说，很多中年以上的观众在看完纪录片后，会向她致谢，感谢她拍摄这部影片，而一些年轻观众则会觉得这种表演形式让他们耳目一新：以前觉得粤剧很难听，都是爷爷奶奶才听的东西，但看了《古巴花旦》后，觉得粤剧没那么难听了，想重新认识粤剧。“每一场放映之后，都会有人这样表白。”魏时煜说。

何秋兰与黄美玉在香港演出时谢幕蓝后文化供图

粤剧已被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据香港媒体报道，香港有粤剧表演者认为，在从前，香港人大多抗拒粤剧，认为这东西“不符合潮流”，也不想让孩子学；但近年来，香港社会对粤剧开始改观，想学粤剧的小朋友也越来越多，政府在资金和场地方面的赞助也越来越多。在《古巴花旦》的末尾，在这部影片的一次社区放映中，有两名儿童登台表演粤剧，其中一个表演者还是金发碧眼的白人小孩。

对于何秋兰和黄美玉来说，在古巴，粤剧曾经兴盛，现在却已是一门凋零的艺术。这种在哈瓦那无人知晓、无人欣赏的艺术，在大洋彼岸的“故乡”则是另一番模样，这也让何秋兰和黄美玉心生向往。

黄美玉与导演魏时煜的合影蓝后文化供图

纪录片拍摄结束后，魏时煜和秋兰、美玉还时常联系。“她们很少有机会出来（出国），没钱也没有机会出来，来一次中国开心得不得了……平时在古巴，逢年过节出来唱一下粤剧，也没人欣赏。但是在中国，有人欣赏（她们）的喜悦和快乐，她们获得了知音。”魏时煜说，两位老太太的梦想，就是每年都能来中国。

眼下，何秋兰和黄美玉在等待古巴真正地“开放”。她们希望，未来会有越来越多的华人来到古巴，让衰败的华埠再次热闹起来，像她们年轻的时候一样。